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很吸眼——“美国本土突然宣布分裂，3大城市同时独立，特朗普：随他们去吧”。然后，我又看到多篇标题和内容都相似的文章。这些文章报道，因为纽约、波特兰、西雅图的秩序非常混乱而导致联邦政府的警察无法正常执法，所以美国司法部宣布将这三个城市设立为“允许暴力破坏的地区”，也就是特朗普所说的“无政府管辖区”。由此可见，这三个城市已经不归美国联邦政府管辖，已经“独立”了。

 

对国人来说，这种“标题”很容易误导。其实，这根本不是我们所说的“独立”和“分裂”。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各城市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包括警察执法权。无论联邦政府的执法人员管不管，它们都是美国的组成部分。当然，在新冠疫情、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等事件的冲击下，美国社会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对立和分裂，一些城市也出现了民众自治运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西雅图的“国会山自治区”。

 

2020年5月，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示威游行席卷美国。6月8日，西雅图大批示威者占领该市国会山所在的部分街区，宣布成立“国会山自治区”。此事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有记者称之为民主实验的“乌托邦”，抗议者“正在尝试没有警察的生活实验……成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听演讲、诗歌和音乐”。据说，“自治区”的许多占领者都希望建立一个既没有领袖也没有警察的自由社会，大家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决策共识。不过，占领者们对这个诉求本身也未能达成共识。而且，这个“自治区”仅存在了一个多月，就被西雅图警方清除了，堪称昙花一现。

 

西雅图示威者占据街区的行动并非首创。2011年10月，笔者应邀到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讲学期间，就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示威者参与的“占领华尔街”行动。虽然他们未声称“自治”，但实际上盘踞那些街区的时间比西雅图的“自治区”还长。在西方国家，这类民主运动时有所见，其中最成气候者当属哥本哈根的“自由城”。

 

2019年10月底，笔者应哥本哈根大学的邀请到丹麦参加“数字化与法律文化”研讨会并做讲座。其间，笔者探访了颇有神秘色彩的“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城”。这个位于哥本哈根市区的城中城因不受丹麦法律管辖和自由贩卖大麻而出名。不过，那些追求自由或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占据闲置房屋的方式创建“自由城”时，主要目的是探索一种与众不同的民主制度。他们提出了“三无”主张，即无投票，无政党，无领袖，集体大事由全体居民大会协商决定。一开始，丹麦政府对“自由城”采取了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强占房屋行为违法和断水断电。后来，政府采取了妥协宽容的态度，把“自由城”看作一种“社会实验”。几十年来，“自由城”得以绵延生息，并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民”。这堪称大众民主的奇葩。

 

大众民主是与精英民主相对而言的，系指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或大多数人直接参与的民主运作，而精英民主则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少数精英人士参与的民主运作。正如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大众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在群体生活中，大家都可以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集体决策。随着社会管理权力的加强，大众民主逐渐受到限缩，德高望重的长老或有权有势的贵族成为代表民众决策的少数精英，而政治强人的出现则导致了民主的衰亡。

 

在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一些国家也在大众民主与精英民主这两种模式间进行过探讨。例如，美国独立之后，各州在制定宪法时多有大众民主的倾向，但是联邦宪法的起草者认为美国不宜采用大众民主模式。他们认为，让普通民众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是不合适的，因为“将广大疆域上的裁缝、修鞋匠、种地农夫、还有牧羊人全都集中起来，并且还期望他们能够处理和解决一国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不合理”。如果政府的决策都要遵循人民平等参与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肯定会降低政府运行的效率。“传统和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要是没有一个经济上独立、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闲社会阶层，长期稳定并且永久超然于遍布将近半个大陆的、为了蝇头小利而争执不已的那些普通人，那么在政府中得到表达的将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无数多样化的或者特定的利益形态，（以及）一些不能协调的意见’；并且，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经过反复的争论与协商，联邦宪法起草者为美国选择了以行政为主导的“精英民主”模式。

 

在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精英民主逐渐成为主流模式。这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家变得越来越大，国家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第二，国家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人员的操作。第三，“人民”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貌似单一，实则多元，很难有效地集体管理国家。

 

其实，我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也曾出现过大众民主运动。当时，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工矿企业的职工也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这些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很快就夺取了各自单位的领导权。这种“夺权”斗争逐步升级，甚至达到省市级政权机关。1967年1月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其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组织也相继效仿，夺取政府大权，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似乎是一种群众直接掌权的民主模式。

 

然而，不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之间也会有权力争夺，甚至诉诸武力。于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蔓延和升级，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武装对抗”。受这种暴力行为的影响，青少年的“打群架”和“抢东西”也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许多地方的市民都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当年，本人属于比较老实的中学生，不参与打架，但是也有被人用刀扎伤腰部和抢走帽子的遭遇。于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形势下，许多政府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大众民主”演化为国家的动乱。

 

以史为鉴，中国发展民主的基本路径应该是精英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当家作主。但是，如果人民都去当家作主，国家就可能陷入混乱，因此只能由少数人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用通俗的话说，民主是大众的事儿，但是小众的活儿。那么，如何让少数精英做事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或者说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

图：笔者发表的论文及刊物封面。

 

顺便说，笔者到丹麦参会时，主办方邀请我撰写一篇英文论文。回国后，我就写了一篇，标题是Experiments for Democracy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China，发表在《北欧法律与社会研究学刊》（Nordic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