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鼠年就要过去了。回头望去，世界大事颇多，激愤感慨颇多，但我此时只想心平气和地谈谈个人的生活小事。

 

在2020年第45期《中国新闻周刊》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人生舞台的三次谢幕”，讲述了我的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5岁再到68岁。因此，鼠年就是我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最后一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人大法学院贡献余热。除了认真讲课和指导学生外，我就要多写几篇论文。

 

按照个人习惯，我每年初都要给自己制定年度小目标，如举办个人演唱会、在业余羽毛球比赛中获得奖牌等。于是，我在鼠年之初就把年度小目标定为发表5篇论文。我以为，一个法律学者一年发表5篇论文是个适中的目标。当然，对于勤奋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个目标并不算高。但是，据我所知，欧美国家的法学教授如能每年发表两三篇论文，那就属于高产了。难怪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论文生产大国”！

 

鼠年伊始，一场多点爆发并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令我们不得不宅居在家。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对我来说，不用外出开会讲学，包括原定的出国计划，我就有了大量的写作时间。于是，我就认真清理库存，把这两年积压的半成品、残次品以及尚未成型的设想，逐一翻腾出来，修的修，补的补，编的编，造的造，制作成质量不错的论文。其中，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既有独自写的，也要带着学生写的。年终清点，我竟然完成了23篇论文，包括9篇英文。

 

论文写成，就要发表。但是现在发表论文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按理说，中国的学术期刊很多，发表论文应该不难。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一万多种期刊，其中学术期刊超过六成。然而，同雨后春笋般增长的学术期刊相比，学术论文的增长速度更快，因为要发表论文的人很多。不仅教学科研人员要发表论文，在学校学习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也要发表论文。虽然教授发表论文要容易一些，但是竞争也很激烈。为了能在退休前完成论文“清仓”，我就采取了两个快速营销的策略：其一是“贱卖”， 即只要是正规学刊即可；其二是“杀熟”， 即投给熟悉的学刊。

 

岁末盘点，我已经发表了17篇论文。其中的9篇中文论文发表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清华法学》、《政治与法律》、《证据科学》、《甘肃政法学院学报》、《人民检察》（2篇）和《民主与法制周刊》（2篇）。其中有4篇论文是分别与我的4名在校博士生合著的。另外，我还有3篇论文已经确定于近期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法治社会》发表，只有2篇待定。

 

我已经发表的8篇英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证据与证明国际学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and Proof）、《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政治学开放学刊》（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英国的《金融犯罪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Crime）、《自由艺术与社会科学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全球化时代的腐败：原因，根源和表现形式》（论文集，Corruption in the Global Era，Causes, Sources and Forms ofManifestation），丹麦的《北欧法律与社会研究学刊》（Nordic Journal of Law andSocial Research），中国的《中国法学》（英文版，China Legal Science）。另有一篇已确定于近期发表在德国的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的论文集。

 

此外，我还在《检察日报》、《北京日报》、《法治周末》和《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6篇短文。其中，我针对孙杨药检案撰写的“无视规则将会承担相应后果”（2020年3月4日《检察日报》）一文的影响最大。其微信版荣登“热搜榜首”，点击量达到1026万，而微博版的点击数更高达9.3亿。

 

总之，鼠年是我发表学术论文最多的一年。这也就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相当圆满的句号！面对牛年，我要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退休模式，因此就制定了一个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小目标：夫妻携手练国标，舞蹈比赛露头角。我还设计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打球打到七十岁，跑步跑到八十岁，跳舞跳到九十岁，唱歌唱到一百岁。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小目标！

 

在此，我祝大家牛年大吉，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