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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远行的蔡定剑

编者按:蔡定剑先生是英年早逝的著名法学家,也是《法学家茶座》的早期作者之一。他在2002年出版的第2辑《法学家茶座》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学术规范和学术思想”。在2005年出版的第8辑《法学家茶座》上,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感受美国总统选举”。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大“观选团”成员到美国感受2004年总统大选的经历,特别谈到了在“大选投票日”与波士顿的大学生们一起等待和分析选举结果的情况。今年的美国大选格外引人关注。我们在此时重读蔡先生的评论,仍感颇有教益——
 
“这次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有史以来两党争夺最激烈的选举之一,它使社会严重分化。政策之争的分化,使广大选民的选举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据介绍,这次总统选举,一些地方的参选率达到70%-80%(一般时候的参选率只有50%-60%)。老百姓之所以会这么关注,是因为选择哪一种政策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要参与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民主如果是一辆可以带领人民驶向幸福的列车,那么它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运行,否则,列车就要倾覆。”
 
 
2020年是蔡定剑先生逝世十周年。值此岁末,我们特别转发俞梅荪先生的文章,以为纪念。俞先生于1984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师从芮沐教授;1984至1994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其中后六年担任领导同志的秘书。
 
 
文 | 俞梅荪
 
2020年11月22日,蔡定剑的十周年忌日,我在群里不断看到中青年学者的回忆文章,深为感动,有感而发,写一点往事。
 
蔡定剑是晚我两年毕业的北大法律系校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与我多有交往。1988年12月,中国法学会举行“中国法治建设十年改革研讨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郭道晖先生主持学术论文的评选,我的《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和《经济立法的超前性探索》两篇论文入选,应邀到会作大会发言。
 
数天的会议结束了,晚饭后,大家从北京郊外的昌平县回龙观宾馆乘大巴车回城,我和蔡定剑坐在最后一排,在夜色中聊起来。1986年,他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那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意气风发,激情燃烧,欣欣向荣的大时代;那是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制定一系列重要法律,我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我俩曾分别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小范围的立法工作专题会议:1987年,蔡定剑参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调研和出台;1985年1月,我参与《全国人大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的调研和出台。我俩曾努力完成彭真交办的艰巨任务。
 
这次中国法学会的研讨会,蔡定剑协助郭道晖操办会务。当时新一届的七届全国人大开始了,我的老领导顾明同志担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任其秘书,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等部门打交道,与蔡定剑成了同事。他在江西省新建县艰苦的农村长大,1970年代我在江西省南城县艰苦的农村插队七年为第二故乡,与他成了同乡好友。
 
时隔21年,2009年春,蔡定剑分别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的这两个单位,联合召开《保密法》修改座谈会,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人员和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我在网上看到,蔡定剑在第一次座谈会的开场白,介绍我被上海文汇报社法人团伙盗印机要文件,栽赃陷害,身陷囹圄。江平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但却冤狱三年的典型案例。他说,下次座谈会要请我去谈《保密法》的修改问题。我深为感动,立即去信表示同意前往,现身说法,谈修改法律。
 
我在信中告知:1985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的讨论,由总理召集各部门两百位专家学者到会,我受命执笔起草与之配套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我按国家保密局局长沈鸿英的要求,把制定“保密法”列入立法规划,后参与立法工作。198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保密法》,至今21年,需要修订,进一步完善。借此机会,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推进信息公开,以及我在狱中对《保密法》的思考。
 
我在信中感谢蔡定剑兄在我冤狱期间,不断向询问者说明我案。为此,我告知案情真相: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前夕,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反复请求,我支持该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搞好党的新政策和法治宣传,使该报取得成效。没想到,相关文件被其团伙盗印,栽赃陷害,在法庭上证明我有罪的所谓证人证言,竟然是宣读该报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作案人的诬陷证词,我要求当庭对质,被法官断然拒绝。作案人竟逍遥法外,得以高升,还被评为优秀党支书。有人说我是“倡法治而羁法网”,使我啼笑皆非,欲哭无泪。人们只知记者是为民请命的,却不知上海滩记者的文人无行,恩将仇报,丧尽天良。
 
没想到,我给他的信,杳无音信。后来得知,他病了。更没想到,54岁的他竟然英年早逝,使人扼腕长叹。
 
在十年前的今天,小我三岁的蔡定剑去世了。四天后,在那寒风凛冽的早上,一千多人前往八宝山殡仪馆送别,有底层百姓和企业家,有江平先生和法律界人士,不少人从深圳、哈尔滨、郑州、天津、上海、四川的山乡赶来,人头攒动,群情鼎沸,悲痛不已,极尽哀荣。
 
 
前来送别蔡定剑的各界人士,有不少得益于他所推动的宪法研究与社会实践,有受益于反歧视行动,在求职就业上渡过难关的年轻人;有为子女讨回了公道,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示,得以实现的老人。
 
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东大厅前,我排在长长的送别队伍里,看到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举着这张纸:“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的贡献”。
 
蔡定剑努力推进反歧视、劳工权利保障、选举权等方面的宪法研究和实践,为民请命,功德无量。
 
现已92岁的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德高望重,学术成果卓著,在法学界与江平先生齐名,是蔡定剑和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他写道——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谨录蔡定剑教授遗言,赠宪法学教育基金
 
  ——87岁叟郭道晖书,2015年10月北京
 
 
2020年1月21日,蔡定剑逝世刚到第十年,我前往北京昌平区天寿陵园,向蔡定剑墓献花。虽然他已远行,但是他的雕塑栩栩如生,使我心如刀绞,深感历史的责任正在向我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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