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举人团分别投票。这是确定总统选举结果的最终投票。按照12月8日确认的各州选民投票结果，拜登应该获得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应该获得232张选举人票。然而，特朗普在13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仍然坚持说他才是真正的胜选者，因为在一些州存在着足以改变计票结果的选举舞弊行为，包括大量死人投票和各种虚假计票。对于最高法院驳回德州检察长的诉讼请求、数以万计的特朗普支持者示威游行、德州共和党主席要组建“遵守宪法州联盟”等可能导致美国分裂的问题，特朗普则反复强调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让“非法总统”入主白宫。特朗普的话否定了美国大选的公正性和纯洁性，而这正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诚然，这538名选举人的投票未必都能忠诚地表达本州多数选民的意愿，但是拜登领先74票的差距很难被个别“跳票人”所改变。

 

北京时间15日8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根据各州的报告，拜登已经获得了302张选举人票，特朗普获得了232张选举人票，夏威夷的选举人团（4人）投票尚未结束。CNN还特别给出了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纽约州的民主党选举人团成员投票的画面。虽然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要等到明年1月6日联邦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时才能正式揭晓，虽然特朗普及其首席律师都声称要继续努力通过诉讼来改变大选结果，但是他们在这三周时间内恐怕难得成效。至此，今年的大选应该说已然落幕，尽管还不能说尘埃落定，因为接下来还要看特朗普是否在权力移交过程中做一个“有风度的败选者”。

 

2020年的美国大选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比既往的大选都更引人瞩目，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其实，美国大选就是美国人的事情。无论选举是否混乱，无论最终是谁胜选，中国人也就是看看热闹。当然，这热闹也不白看，旁观者不仅能大开眼界，还可以重新认识那传说中的美国民主制度。笔者就颇有些观后感，概括而言，是为“四化”。

 

一、总统选举的异化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以“高官民选”为基础的。老百姓通过投票来选举国家领导，而想当领导的人必须千方百计去讨好选民，有时还不得不在各路媒体的聚光灯下“裸奔”。普通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政府首脑，甚至可以笑骂国家总统。这样的民主制度看上去很美，但问题是，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是否真能代表人民利益。

 

在建国初期，美国人很重视社会道德，而且把道德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麦迪逊就宣称：“我要继续坚持这个伟大共和主义原则——人民拥有德性和智识来选择那些兼有德性和智慧的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创建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政体，要求政府官员以美德对公共善益进行慎议和追求，要求被选举出来的精英成为公共善益的“守护人”。他们希望，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那些具有美德的精英会“最为经常地被选举到政府职位上”。

 

然而，在经历了社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发展以及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强调“公共善意”的道德观逐渐让位于强调“个人权益”的道德观。与此相应，个人财富的积累逐渐成为衡量社会成就的主要指标。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总统候选人的功勋和美德渐渐失去竞争力，取而代之的是财富或金钱。另外，竞选需要宣传，而宣传就需要金钱。于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已经从道德声望的比拼异化为金钱财富的比拼。在这种异化的总统选举制度下，当选者未必是具有美德的政治精英，特朗普就是一例。

 

2018年3月，笔者应纽约大学美亚法研究所的邀请去参加“美国洗冤大会”并给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讲课。在那一周时间内，美国各路媒体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特朗普的性丑闻，包括其12年前与色情影星“四朵梅”（Stormy Daniels）的“一夜情”，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前其私人律师给该女子13万美元的“封口费”。据说，纽约人大多认为特朗普不是好人。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庞大的资产，但是经营不善，曾经五次宣布公司破产，包括他所经营的赌场的破产！不过，他很善于钻法律制度的漏洞，自己并未因破产而亏本，只是让投资者遭受损失。例如，特朗普的赌场在2009年宣布破产，追随他的投资者们就损失了10亿美元。2018年4月1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就其新书《最高的忠诚：真相、谎言与领导力》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专访时就说，特朗普“在道德上不适合担任总统”。

 

二、选举人团的老化

 

虽然美国的总统大选号称全民参与和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总统和副总统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而是由各州的“选举人团”间接选举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建国时确立的。当时，为了保证各州的平等参与，也为了防止缺少政治素养的广大民众直接决定国家大事，建国者精心设计了这样的间接选举制度，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较好的社会稳定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疆土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间接选举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民主的需要。

 

首先，选举人团制度并不能真正反映多数美国选民的意见。虽然各州担任联邦众议员的人数是根据各州人口确定的，但每州都同样有两名参议员，因此人口小州在选举人团中的选民票权重就会大于人口大州。美国的总统大选就可能出现在全国获得选民票数少者反而胜选的情况，譬如2016年的总统大选。其次，选举人团制度导致大选结果主要由少数州的选民决定。按照各州的法律规定，在本州的总统选举中获得选民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一般就可以得到本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美国的总统大选就表现为“一州一州”的选战，而稳定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和稳定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例如，加州是民主党的“票仓”。对于民主党的候选人来说，他在加州获得的选民票数是60%还是80%，对大选结果并无影响。对共和党的候选人来说，他在加州获得的选民票数是20%还是40%，也没有什么差异。难怪加州州长抱怨说，加州已经成为被总统候选人“遗忘的角落”！于是乎，选战的焦点就集中在那些所谓的“关键州”，譬如宾夕法尼亚州。据统计，在今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和拜登到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造势活动的次数高达29次！事实上，本次大选的结果就是由这几个“关键州”的选民所决定的。

 

总之，选举人团制度已然老化，需要改革更新。其实在过去二百年间，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提出废除或改革选举人团制度的建议，但是因涉及各州和两大政党的利益而很难推行。

 

三、两党竞选的极端化

 

多年来，美国的大选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抗竞争为基本模式，而这样的选举很容易造成人民的对立与极端主义的流行。今年，两党政治家的竞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族群的对立。在社会关系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偶然发生的白人警察“跪杀”黑人事件就成为导火索，在美国各地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对抗。特朗普为了寻求连任，恶意操作其执掌的政府权力，让暴力对抗升级，让人民的割裂加剧。

 

其实，“人民”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貌似单一，实则多元。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都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这些群体可能有着不同的种族、区域、文化、阶层、利益的背景，因而在面临重大问题时会形成不同的意见。两党对决的大选容易被那些擅长操控民意的政治家所利用，激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使选民成为“暴民”，甚至沦为独裁者的狂热随从。

 

在当今世界，社会财富不均和社会待遇不公等问题加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互联网的社交媒体更加剧了民众的极端性抗争。在虚拟世界中，极端主义可以肆无忌惮，而且是一呼百应。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极端主义者对未来世界的恐惧和焦虑。据说，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许多美国人就患上了“大选焦虑症”，因为不知明天路向何方。

 

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瘟疫、洪水、山火、飓风等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于是，人类变得更加孤独，更加焦虑，更加自私，更加冷酷，似乎正在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拖入一个难以名状的黑洞。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环境中，两党对决的竞选很容易造成选民的两极分化，进而造成社会割裂和族群对立，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爆发战争。

 

四、民主模式的多样化

 

今年的大选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而特朗普总统的现身说法又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些制度缺陷。于是，许多人都认识到，以政党竞争和大众普选为基础的美国民主制度并非人类社会的最佳模式，各国人民可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

 

2017年9月，笔者应邀到希腊出席第五届雅典民主论坛并在大会发言，谈了个人关于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管见。该论坛是由联合国民主基金会、雅典市政府和《纽约时报》联合创办的。在发言者中，比利时作家范·雷布鲁克的发言主题是“反对投票选举制”。他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指出了由政党操控的大选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多党竞争票选制并不是民主的最佳模式。他建议采用随机抽选的方式确定国民议会的代表。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探讨中国的民主改革都有一定价值。

 

无论美国总统的王冠落在谁的头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完善社会制度。在当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是宪法确立的政治原则，而且国内和国际形势都要求政府权力的集中和稳定。因此，中国不能采用美国那种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的民主模式，而“权利本位”的民主模式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中国要在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加强公民权利保障，通过用权利约束权力的方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体来说，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不断拓展人民的知情权；第二是切实提升人民的表达权；第三是真正落实人民的选举权。（具体建议可参见何家弘著：《如何构建“中国式民主”的坐标系》，《理论视野》2018年第9期；《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

 

（本文选摘自何家弘著：“从美国大选看美国民主制度”，发表在2020年第45期《民主与法制周刊》，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