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第783条在一审稿关于“自然人享有生命权，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的规定中，新增加了“生命尊严”的内容形成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的完整内容。这一规定，不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期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且在社会上受到了各界的普遍关注。

在记者的不断采访中，我的思想不断地追索着那些有关的过往回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为中国生命尊严立法做出贡献的王明成和他的母亲夏素文等人。

最早接触王明成这一事件，是在2003年王明成病危，医院拒绝其安乐死要求的时候。当时有几个媒体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说我是安乐死专家。我呵呵一笑，我怎么会是安乐死专家呢？只不过是在研究生命权的著述中，指出了安乐死应当是生命权的应有之意。自打那时候起，我知道了王明成母子的故事。

1986年，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59岁。6月，夏素文因患肝硬变腹水昏迷，经医院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那时还没有现在所说的临终关怀，缓解严重的病痛所使用吗啡等止痛药物，都需要层层批准，很难做到有效地解除病危者难以忍受的痛苦。6月25日上午，王明成和妹妹向主治医生蒲连升询问母亲病情，蒲医生说治疗无望。王明成不忍心让母亲再受病痛折磨，于6月28日要求蒲连升给夏素文实施安乐死，蒲不同意。在王明成和其妹妹的一再要求下，蒲医生答应为夏素文进行安乐死，遂给夏素文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由值班护士注射后，夏素文在6月29日凌晨5时去世。当地公安局对此立案侦查，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蒲连升、王明成，1988年2月向法院起诉。由于该案是我国第一件安乐死案件，法院于1990年3月公开审理后，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如何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2月28日批复：“‘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就本案的具体情节，不提‘安乐死’问题，可以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对蒲、王的行为不作犯罪处理。”据此，蒲医生、王明成被无罪释放。

15年之后，王明成于2000年11月被查出患有胃癌并做了手术，2002年11月，确诊癌细胞扩散到他身体的其他部位，2003年1月7日再次住院治疗。王明成饱受病痛的折磨，无法忍受，要求医生给自己实施安乐死，被拒绝，6月7日，又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再次被医院拒绝。瘦得变形、浑身干枯、眼窝深陷的王明成对不能实行安乐死感到深深的遗憾，要求出院回家等待死亡，在其签署了自愿出院的文书之后，王明成被送回家，拒绝接受治疗，于8月2日晚上陷入昏迷，8月3日凌晨在病痛中停止了呼吸。

王明成母子二人，用他们的生命，为中国的安乐死包括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的立法，做出了贡献。

目前，安乐死已经成为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也被多国的立法所确认。安乐死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是对于患有不治之症、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身体痛苦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亡的行为，通常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夏素文的安乐死是积极安乐死，即采用积极的措施去结束垂危病人弥留在痛苦之中的生命；消极安乐死是对身患绝症的患者不进行延命治疗，自然结束其生命的安乐死，即王明成采取的方法。

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民众要求规定安乐死的呼声是很强烈的。立法者考虑，目前在立法中规定安乐死，既要包括积极安乐死，也要规定消极安乐死，而规定积极安乐死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因而在人格权编草案中一直没有规定安乐死的内容。

为什么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了生命尊严的概念会引起热议，就是因为人格权编规定了生命尊严，就确认了自然人基于其享有的生命权，而享有维护自己的生命尊严的权利。这样的效果，在实际上是对不规定安乐死而采取的一个变通办法，即生命尊严可以包含消极安乐死，即尊严死，而不包含积极安乐死。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然人的生命尊严，又不至于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引发可能的社会风险。

什么叫做生命尊严？生命和尊严这两个概念的加在一起，就是要把生命看作是人的尊严的表现。人格权编的全部内容，就是要保护人的尊严，维护人的尊严。通常说，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出生之后，就具有人格尊严，活要有活的尊严，死也要有死的尊严。这就是，生命的终极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在于人的自我决定，人因为能够自我决定，所以才具有尊严。基于自然人对自己的人的尊严的维护，就当然地对其生命具有决定力。尽管自杀不是合法的行为，不属于生命权的自我决定范畴，但是当出现病痛使生命不能发挥维护人的尊严的作用，反而成为人的尊严的负累时，人就应当有权决定终止它，使自己有尊严地死去。

依我所见，在生命尊严的概念中，起码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是尊严死。人要尊严活，也要尊严死。尊严死就是自然人对自己垂危时的自我决定、自我选择，是行使生命权的行为，是垂死而无救的人维护尊严的目的追求。尊严死其实就是一种自然死，当自己的生命面临终结时，不再采取延命的医疗措施，遵循自然法则的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自然人自我决定权的内容，有权决定自己的尊严死。这样的尊严死，能够使病人摆脱痛苦、凄惨的临终状态，也能使其亲属摆脱的沉重负担。王明成所采取的，就是放弃治疗，属于消极安乐死，选择的就是尊严死，只不过是死得还不够有尊严，因为其遭受的痛苦太多了。

第二是生前预嘱。这是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行使自我决定权内心意思的外在表现形式。生前预嘱是自然人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表明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等的意思表示文件。它不是遗嘱，因为遗嘱是在死亡时生效，而是在自己病危时生效。生前预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挺新的概念，其实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就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允许患者依照自己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的自然死亡。后来，“生前预嘱”和“自然死亡法”扩展到全美及加拿大，美国危重症医学会和胸科学会确认，一是当ICU医生确认无益时，应当允许停止全部治疗；二是病人和病人的代理人有权决定是否治疗。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无奈地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而且即使急救成功，往往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而很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生前预嘱正是要根据本人的意愿，帮助人们摆脱这种困境。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签署生前预嘱，安排好自己将来的这类事宜，保障自己的生命尊严。

三是临终关怀。这包括对决定尊严死的权利人决定选择尊严死后，减少其临终前所受痛苦的具体措施。临终关怀的核心，是帮助即将离开人世的人，用医疗手段和其他方式帮助其摆脱或者减轻其所受痛苦，帮助其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通过临终对患者进行人性的关怀，并辅之适当的医院或家庭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临终关怀不追求猛烈的、可能给病人增添痛苦的或无意义的治疗，但要求医务人员以熟练的业务和良好的服务来控制病人的症状。总之，临终关怀，能够让生命“走”得更温暖，保持人的尊严。

人格权编规定了生命尊严这一概念，当然不是就明确规定了尊严死，也不是规定了生前预嘱和临终关怀，更不是规定了积极安乐死，但是，它却给立法确认尊严死、生前预嘱和临终关怀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依据，不仅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生命尊严的规定，制定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上位法的依据，最起码是让那些选择尊严死，以及采取生前预嘱和临终关怀的人，不再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而是正当的合法行为。

因此，我为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的这一规定点赞。有了这样的规定，就不会让夏素文和王明成死得那么痛苦、那么没有尊严了，还会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活得有尊严，死得有尊严。

 本文刊载在《法学家茶座》第50辑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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