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告知网友，我的小说《X之罪》在加拿大出版英文书一事，已经查明“源头”。这是熟人做好事，只是略有疏忽，事前没问我，事后没告知，而已。确实，翻译小说并非易事，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对我来说真是好事。我们写书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看，而且是读者越多越好。我没费吹灰之力，小说就被翻译到海外，有了外国的读者，堪称幸事。总之，此事已然顺利和解，我就希望能早日收到样书。但是受疫情影响，我这批书从加拿大回国的道路大概还很漫长。在此，我特别要向那些关注此事并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大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然而，我在本文中要说的不是此事。我要讲一个与我的另外一本英文书有关的故事。

去年12月，我让学生小吕在美国的网站购买几本我的英文专著，以备这学期给博士生上课时使用。这本书是我在中文版《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的基础上用英文改写的，由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书名为：Back from the Dead: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亡者归来：中国的刑事司法与错判）。

今年初，我问小吕，该书买到了吗？他说，买到了，但是被海关给扣下了，理由是该书内容有问题，涉嫌“反动书籍”。我很惊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以前给我寄过样书，英国的朋友也给我寄过该书，都是一路顺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再说，这本书是先在国内出版的呀！小吕说，他正在给海关写一份“情况说明”，希望海关能够放行。我说，这本书在国内还获过奖，我会把有关材料发给他。

我拿出这本英文书，仔细翻看，猜测令海关人员产生怀疑的地方。我不知道海关人员的英文水平如何，但估计他或她不会仔细审读该书的内容。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刑事错案的书，而且在封面上可以隐约看到一些涉及具体案情的汉字。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本书英文内容的修改润色很认真也很专业，但都是经我最后确认的。该书的封面设计略费周折。出版社的美编最初希望能使用冤案当事人的照片，或者用中文版封面的油画，但我认为那会涉及肖像权和著作权的问题，协商起来比较麻烦。美编最后的封面设计虽然不够理想，但是我可以接受的。总之，我不认为这书能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也不能保证海关人员不会认为这书有问题。也许，当下政策收紧，海关人员格外谨慎，看到这种“貌似反动”的书，就给扣下了。

刑事错案问题确实有点儿“敏感”，因为我国素有“家丑不可外扬”之说。但刑事错案是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的问题，犹如“新冠病毒”，而且有些国家的问题比我国还要严重，例如，美国刑事错案的“确诊数”和“疑似数”大概就都超过了中国。另外，我这本书是刑事错案实证研究的成果，在我国的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得到了认可。

《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12月出版之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反响都不错。2016年第11期《人民检察》就发表了葛恒浩先生撰写的书评“刑事法治建设路途中的警钟——读何家弘教授《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有感”。《亡者归来》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首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2014年第2期《清华法学》（“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随即有数千个网站进行转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的沈德咏大法官还在这篇文章上专门批示：“此文切中时弊，印发刑事专委会各位委员参阅”。2017年12月，这篇论文获得了“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的论文类二等奖。《亡者归来》一书则于2018年11月获得了“第七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的专著类二等奖。

小吕在“情况说明”中对这些情况都做了介绍。因此，海关人员在收到“情况说明”之后就同意放行了。总之，此事的结果还不错，我那几本书就是在海关被“隔离”了一段时间，而已。

近年来，我国发现并纠正的冤错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推动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良。2013年6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这些“意见”促使各级司法执法机关的领导转变观念，重视刑事错案的预防。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亡者归来》一书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司法机关和法律实务人员的关注。这几年，我应邀给全国各地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做了逾百场关于刑事错案问题的讲座，包括给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官的讲座、给北京市法院系统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和刑庭庭长的讲座、给北京市三级检察院的讲座、给公安部青年科技人才培训班的讲课、给黑龙江省律师协会的讲座等。此外，我还给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就“刑事错案与司法改革”问题讲课，例如中组部的司局级干部专题研修班、教育部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干部专题研修班等。

  刑事错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司法官员和法律学者的重视。虽然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刑事司法的普遍性规律，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也受到海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在《亡者归来》的序言中说了，“本书一定能够像我的犯罪悬疑小说一样走出国门”。本书确实“走出去”了，而且比我的小说走得更远。

截至2018年底，本书已经由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法国的才赋出版社出版法文版，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德文版，西班牙的大众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版，巴西的向东方和巴特尔出版社出版葡萄牙文版，以色列的皮尔拉维出版社出版希伯来文版、台湾地区的元照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繁体字版。法国前驻华大使白林女士、国际刑法学会主席约翰·佛菲勒教授、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齐白教授、美国俄亥俄州洗冤中心主任马克·高德塞教授、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大学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文勇教授分别为本书的外文版做序。

一些外国专家还专门就本书写了书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斯坦雷·拉博曼（Stanley Lubman）教授在2016年第4期《中国展望》（China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标题是“何家弘，亡者归来：中国的刑事司法与错判”（“He Jiahong, Back From the Dead: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美国的刑事错案问题研究专家马文·扎尔曼教授在2017年第1期《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4页的书评，标题为“错判：中国和世界的一个系统性关切”（False Conviction: A Systemic Concern in China and the World）。俄罗斯的联邦工商会杂志《向导》还就本书发表了专访文章。

近年来，我还应邀到许多国家的教育科研机构就刑事错案等问题做过讲座，包括美国的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国王学院、苏塞克斯大学、利兹大学、金斯顿大学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拉特罗布大学和科庭大学，法国的巴黎七大、蒙彼利埃三大和艾克斯-马塞大学，德国的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挪威的伯尔根大学，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和蒙斯大学，日本的名古屋大学，墨西哥的国立大学和奇瓦瓦大学，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FGV）大学等。总之，这部学术专著已经在世界上产生较大影响。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中国法学也要“走出去”。

在《亡者归来》出版之后，中国又发生了许多重大而且与本书内容有密切关系的事件。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布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的再审结果，宣告聂树斌无罪。2017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于当日生效。《实施意见》第四部分的主题就是“完善证据认定规则，切实防范冤假错案”。2017年4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基于上述变化，我于2018年底开始对《亡者归来》进行修订，重点是“后论”部分，补充了这几年中国刑事司法的发展与进步。顺便说，当时这本书的日文版已在翻译之中。我希望日本译者能按修订版的“后论”进行翻译，就抓紧时间赶写，完稿之后未经认真校对就发了过去。后来，译者指出了中文稿中的一些“疑似错误”，包括几处很难识别的“笔误”。此事令我汗颜，但也令我感动，日文翻译的态度确实很认真。

现如今，《亡者归来》的中文修订版还没有付梓，而根据修订版翻译的日文版已经问世。于是，这最新版的《亡者归来》也就成为了“海归”。我希望该书的回家之路也能一路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