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国际会议的波折

张卫平

夏至，眼见2018年韩中民事诉讼法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却传来不好的讯息。陆续有国内民诉法学者短信或邮件告知不能参会。理由各样——走不开，教学工作忙；时间紧，走程序来不及；自己或家人身体欠佳等。

一两个月前，这些学者都是报名要参加这次在首尔召开的两国研讨会的，对参会有一定的积极性。虽然，这些学者并非第一次出游韩国，加之政治原因，韩国也并非国人旅游推荐地，韩国游已经大不如以前，学者对于整容也不太有兴趣。不过，作为学术交流和深度游也还是有一定吸引力。飞行时间短是去韩国最大的好处。如果从上海、北京出发，甚至比去国内一些省份的飞行时间还要短。以往，虽然也总有人事先表示愿意参加，但临时又取消行程的，但这次退会人数之多是以往没有的。

我将这一信息传递给韩方组织者。韩方反应异常强烈，觉得不能理解。前任韩国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也是一位中国通，很快给我来了一封语气严厉的邮件，明确表达了他们的不理解，实则是不满。认为以往都能够顺利成行，为什么这次会有如此多的学者退会？

我是自有苦衷，学会毕竟不是行政单位，不能命令大家必须参加。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是否延期或改在明年。因为多数人退会，原定中方参会学者人数十五人，退会后，实际参加的人数可能只有四位，且其中有两位还是翻译，虽然也是教师，但毕竟只是“青椒”，如此寥寥数人参会显然令组织者十分尴尬。我这个所谓“团长”真正成为了“光杆司令”。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不满。为此会，他们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承办单位几乎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会议如此“胎死腹中”，当然引发怨气。

对韩方的质疑，我进行了初步的解释。不得不说，这是因为政策有了变化。我们对这些对政策变化反应不及时，有相当的责任。实际上，大部分退会的学者是因为时间太紧，无法获得公派签证。有的学校规定一年前就得申报出国参会申请，至少需要提前三个月。教育部属院校还要经过教育部批准。出国签证要求必须要有对方国家的正式邀请函。而韩方的邀请函一个月前才发出，时间自然是来不及了。

韩方的学者不能接受这一解释。他的质疑是，为何前几次赴韩参会，时间都没有问题，邀请函也是提前一个多月发出的，唯独这一次有问题。（可以感觉到疑问之下对中韩关系复杂背景影响的暗示。）既然公派出国签证手续复杂，时间长，完全可以持因私护照办理签证，甚至可以办理旅游签证（旅游签证一周之内就可以搞定）。还以我为例，说为什么我就能来参会呢？（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自费也得参加，即使是“光杆团长”也必须亲赴“前线”，此时，真有一种“英雄儿女”的豪迈。）

对韩方这一连串发问，要做解释就比较有难度了。

这一次参会出现退会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因为韩方发函太晚，导致不能办理因公出国签证。但又不能怪罪于韩方，因为韩方是按惯例作为。稍加分析，可以发现，还是我方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告诉他们，需要提前发函。虽然这将提高他们办会的难度。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因为出国参会要能报账，公家承担相关费用，就必须持因公护照，这一政策是之前不久才出台的，近期没有出国访问或参会的人根本不知道。自然还是按照原来的套路出牌，时间来不及就持因私护照出国，签证时间短，无需经过主管单位的相关批准手续。即使走旅游签证，只要有邀请函、机票、登机牌等相关票证也都能回到单位报账。可以说是说走就走。这些做法现在都不灵了。出国参会不持因公护照没有相关的批准手续想报账——没门！

韩国的教授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报账？为什么教授做学术研究需要国家提供经费，即使有研究项目经费也大都是民间资助，与国家政府无关。如果是工科，他们认为可以理解，因为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法学除了一些大型实证研究之外，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韩国学者而言，参加国际会议很容易，只要没有上课安排，随时可以上路。最简单的就是持旅游护照，反正都是自己掏钱。与此不同，国内大学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国家资助的项目——国家级、省部级，纵向的，横向的，钱多的，钱少的。这也是国家的一种治理的方式和策略。这些项目当中有一部分经费就可以用于参会和调研。现在的科研经费不好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最需要的是劳务费，但比例恰恰很少。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想留下公家项目的钱，而自己掏腰包参会的。学术研究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不是自己私人的事情。这并非个别人的观念。

原本还有一位在会议主题方面很有经验的实务专家，也应研究会的邀请参加本次研讨会，并打算在会议上作专题报告，简介我国法院的实务经验和做法。但是，司法界的专家要参加国外的会议其手续就更复杂了，不仅法学会有专门的程序要求，在司法系统也有更为严格的程序审批要求。“外事无小事”在行政机构是众所周知的规训。而且涉及我们学会承担相应费用的问题。所以，最早退会的自然是实务部门的专家了。

虽然，知道退会的主要原因是报账的问题，是谁出钱的问题。但这一原因却不好向韩方解释。所以在解释时，主要放在了时间问题上，也有“反诉”韩方的意思。我想，他们后来会知道退会的真正原因的。有兴趣的学者会追问，为什么出国参会变得如此复杂。有人解释，是为了反腐的原因。因为没有严控之前，许多政府官员打着出国参会的旗号，实际出国旅游，游山玩水，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学者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学者也要严控？完全可以区别对待之？

这需要对中国国情有真正的了解。在中国，学者与官员往往是很难区别的，官员型学者，学者型官员，不仅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同。官员们希望通过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对于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有限，因为博士学位更具有稀缺性）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实际上大部分在职读博在研究方面得到的锻炼和提高非常有限——没有脱产读博的学习和研究的时间与氛围，也没有来自导师的管束和压力，不少在职读博的资历并不亚于博士生导师，有的甚至就是本科时期的同学。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希望通过行政上权利助推自己的进步，扩展自己的空间。在学校双肩挑的学者很多。利用公共资源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更容易扩大学术影响。还有一些对从政很有兴趣的学者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转换“频道”，走向社会，在更大的权力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证明自己既能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成就，也能在从政的舞台上长袖曼舞。正是由于官员与学者，从政与学术无法分开，如此一来，就必然在限制官员腐败的同时，也将学者的学术自由空间也給限制了，所谓“因噎废食”这一成语，用在此处应该是适当的。

虽然有解释，但他们是否理解和接受则是另一回事。作为我们一方也要有积极的回应，动员大家自费参加，为中韩民事诉讼法学的交流，为增进彼此的友谊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团长”的我，应当感谢我们的参会学者。有数位学者在最后时期，还是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上也有很好的表现，发表了有分量的观点，最终使得本次韩中民诉研讨会有了圆满的结局。

返程时，原以为乘坐的是韩国另一大航空公司——韩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借此，也想借此体验一下这家大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去程乘坐的是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服务不错，空姐颜值也高，就是制服有点小。）。没有想到实际乘坐的却还是国航的飞机，而且不是大飞机，因为代码共享的原因。在飞机上回想起这次参会的波折，颇有些感慨，毕竟两国体制不同、观念也不同。还好，虽然航空公司不同，但在服务上，似乎没有因为体制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天津大学卓越教授

2019年4月1日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