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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肺”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对国家如此,对个人亦然。毫无疑问,这场“新肺”的暴发属于人祸,而这么大的人祸背后一定有人的过错和制度的缺陷。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因为当务之急是抗击病毒,尽可能减小其危害。同时,人们现在还需要调整心情,尽快走出疫情的阴影,去迎接春暖花开。在此,我要说的是一次特别的舞会,而此事的发生就是因为我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过错。
 
虽然我们很幸运地尚未感染病毒,但是早已预订的“过年乐”也被疫情罩上一片阴霾。不过,面对迅速蔓延的“新肺”,我们自动调低了“乐点”,降低了欲望。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那一台台大同小异的“春晚”,享受“打折”后的欢乐,也很好。说到底,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原计划祖孙三代一起去塞班岛度假,而且很早就预定了大年初四的航班和岛上的酒店。然而,女婿在阴历二十九上午填写塞班的入境申请表时发现,我妻子的护照过期了!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家有明确分工,家里的事情妻子管,家外的事情归我管。我俩连忙赶到海淀区的“出入境”大厅,办理护照换新。年前办事的人不多,我们很快就办完了手续,但是春节放假,我们要等到正月十四才能拿到新护照。无奈,我只好找到他们的领导,讲述了我们的情况。领导很热情,但是第二天就放假,他们当天实在无法完成有关的审核与制作手续。不过,领导承诺,初七上班,他们就按加急制作,保证初八早晨让我拿到护照。
 
这已然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我们调整计划,女儿一家初四去塞班,我俩初八下午再出发,并改签了机票。然而,疫情持续发展,计划没有变化快。政府决定延长假期,上班时间改到初十,看来我们初八也无法拿到护照了。我们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再次改签机票时,护照处的女同志打来电话,问清我们的机票时间后,答应按原定时间做好护照。我们真的很感动!同时,我们还收到一个好消息,塞班的酒店因考虑到中国的疫情而改变态度,同意我们1月28日至2月1日的退房,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大年初四,我俩不无担心地送女儿一家出门。不过,他们一路非常顺利,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的人很少,东航直飞塞班的大飞机上一共只有8名旅客,塞班海关的工作人员也挺热情。看到他们陆续发回的照片,特别是两个外孙的画面,我们老两口也就放心了。
 
在等待初八去塞班的过程中,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初七,护照处的女同志打来电话,告知次日可以去取护照。但是,我们此时已经不需要护照了,因为我们还接到两个通知:其一是东航取消了初八的航班;其二是塞班政府发布了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公告。其实,我俩此时已经放弃了去塞班度假的愿望,只期盼女儿一家能够平安归来。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论发生什么,生活还要继续。那天下午,我俩决定到颐和园去健走。我们原以为游人不多,但是在离我家最近的颐和园小南门外居然没有找到停车的地方。于是,我们开车绕到颐和园西门。进园之后,我们发现比较偏僻的西区也有不少游人。大概很多北京人都在家“宅”不住了,要到公园来“放风”。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带着口罩,但我感觉大家的心情都很平和,很轻松。
 
2月2日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首先,这是一组非常神奇的数字——20200202!其次,这天早晨北京又迎来一场瑞雪。无论这场雪是否有助于抑制病毒的传播,看着窗外那洁白的景色,我们都感到惊喜和振奋。于是,我俩又走出家门去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的小区已经封闭,很清静,可以让人暂时忘记病毒的威胁。一缕阳光从云缝中洒下来,我的肺部似乎也得到了清洗。
 
对我俩来说,这一天还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结婚39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的这一天,我特别勇敢地举办了一场对我来说是空前绝后的“民歌演唱会”。今年,我原本计划在塞班庆祝我家的“生日”,现在只能改变思路。经过一番思考,我们决定举办一个特别的“家庭舞会”。我俩每人都只邀请一名嘉宾,那就是携手走过41年的爱人!
 
客厅的音乐响起,我俩牵手起舞,接连跳了平四和蹦四,快三和慢三,探戈和伦巴。我们跳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俩对坐桌旁,把酒聊天。我们的思想伴随着语言回到了39年前的婚礼。我们谈到了亲人和朋友,还谈到了当年的同事和同学,其中有些已然“失联”。时间过得真快,无论是过去还是眼前。
 
这一天,妻子主厨,我是“三陪”——陪舞,陪吃,陪喝。顺便说,我俩超水平发挥,竟然喝完了一大瓶红酒——750毫升!另外,我还负责照相。给一个人照相,比较容易;给两个人照相,而且要自拍,很不容易!我认真研究了华为手机的照相功能,终于找到了最佳方案。拍照的效果还不错吧!
人生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经历所组成的。无论是好是坏,经历都能丰富我们的人生。我俩一同走过了41年,从相识相知到相思相恋,从相爱相扶到相依相伴。我们有了许多共同的经历,而那些不能忘却的经历就将伴随我们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
 
有一种爱情,是多年沉淀的爱情。有一种浪漫,是亲手精制的浪漫。
 
举办了这个舞会之后,我俩都心情舒畅。第二天,她还作为社区的志愿者到小区门口去站岗。这也算是为抗击“新肺”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算是我们举办舞会的一个“后果”吧。
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另外一个“后果”,尽管它与我们的舞会没有直接的联系。心态平和,静心反思,我发现妻子的护照过期一事确属塞翁失马。女儿一家原定2月6日乘坐韩国的航班经首尔回国。但是那天凌晨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被告知,韩国政府新发布一项决定:没有韩国签证的中国人不能在韩国机场转机。按照以前的规定,连飞的中转旅客无须办理韩国签证。面对这种歧视性政策,女儿一家无奈地返回酒店。
 
塞班是个小地方,航班很少。6日下午还有一个日本的航班。女婿在民航系统工作,熟悉购票途径,就买到了经日本回国的机票。不过,日本航空公司也有同样的规定,即持有日本签证的人才能办理登机手续。幸亏女儿一家去年曾到日本旅游,签证依然有效。大人和孩子折腾了两天,才终于经东京返回北京。
 
听女儿讲,塞班还有一些中国游客,既没有韩国的签证,也没有日本的签证,而且塞班的签证期限只有14天,目前还不给延长。这些同胞可能会“非法”滞留塞班,有家难回,处境将非常艰难!塞班没有中国领事馆,而远在洛杉矶的领馆人员也无能为力。我国政府应该关注这些受疫情影响的少数人(目前在塞班滞留者的微信群中已有39人)!而东航作为唯一运营塞班航线的中国公司,有义务把这些同胞接回祖国!
 
由此可见,我和妻子确是因祸得福了。假如妻子的护照提前更新,那我们就会与女儿一同去塞班,一同遭遇返程的难题。我俩并没有日本的签证!而且,日本的海关曾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1990年6月,我从美国返回北京途中要在东京停留一天。我事前得到日本驻芝加哥领事馆的答复,只要我停留在72小时之内就无须办理签证。然而在东京机场,与我同行的美国教授顺利入关,而我却被百般刁难,费尽周折才终获许可。回国之后,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海关见人下菜碟”。30年过去了,但那段经历却记忆犹新。那时候,中国人在海外很受歧视。这些年,祖国强大了,出门在外的中国人也就扬眉吐气了。这次暴发“新肺”疫情,某些国家又采取歧视中国人的政策。一些外国政客,就是嘴上说得好听!
 
北京又下大雪了,瑞雪兆丰年。正月十五要赏花灯,我们小区的花灯就很美。坐在家中观赏彩灯下的雪景,有助于摆脱疫情的烦恼。在此,我要向本文的每一位读者送去元宵佳节的祝福——洁身静心,自娱自乐;抗击病毒,阖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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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何家弘

172篇文章 2年前更新

北京人,未及成年便到“北大荒”务农八年;“返城”后当过建筑工人;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便一路求学,直至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曾经在业余时间从事过侦查员、鉴定人、辩护律师、检察官、仲裁员、中央电视台嘉宾主持等工作;曾经到二十多个国家访问讲学;获得过若干奖项,如国家级“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和人民大学“公正杯”足球赛的“最佳射手奖”以及业余羽毛球比赛的金银铜牌;法学代表著作有《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和《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业余时间创作了五部犯罪悬疑小说“三罪二无”(《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已经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译本,并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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