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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最后一天,人大附小在人大世纪馆举行了建校65周年“向祖国汇报”综合专场演出。高大的体育馆内坐满了学生、教师和家长。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数百名小学生表演了合唱、舞蹈、京剧、话剧、朗诵、武术、篮球轮滑演技、管弦乐器演奏等节目。其场面之大、水平之高,令我感慨赞叹不已。回想自己的儿童时代,我由衷地感觉到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人一代更比一代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好则中国好!在当代中国,少年的知识技能都很强,但是其行为心态却未必都很好。当然,孩子好不好,主要看家长;民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哦,这话可扯远了。
 
我的外孙宽宽是附小二年级的学生。他参加了金帆京剧团的京剧表演《国韵天骄》。他们在不久前还获得了北京市第十届国戏杯学生戏曲大赛的一等奖。我和妻子、女儿则作为家长代表参加了谢幕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华尔兹舞蹈表演。祖孙三代同场表演,为我家的2019年画上了一个欢乐祥和的句号。
 
2020年不可阻挡地来到我们身边。1月5日晚上,天空降下了北京今年冬天的第三场雪。6日清晨,我站在阳台上向窗外望去。虽然天空是灰蒙蒙的,但地面是一片洁白,树枝上也挂满了毛茸茸的白雪。这真是一场好雪!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妻子先送外孙子去上学,然后送外孙女去幼儿园。回家之后,她连说了三次“外面的雪景真好看”。我心领神会。于是,我俩兴致勃勃地走下楼去,拍照留念。
 
欣赏了美好的新年雪景,我又该回归不太美好的日常工作了。人生就是这样,美与丑不离不弃,好与坏如影随形。在此,我想谈一谈我国的学科划分和学刊等级问题。
 
在中国,学科的划分是精细且严格的,从学科门类到一级学科再到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都有明确的名称和地界。根据研究对象不同而对学科进行划分,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划分过细过严而且将其与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的职称晋升、科研评奖、课题申报、大学评估等直接挂钩,就可能影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因为学者往往会把这样划分的学科视为“领地”,既要求自己“不出圈”,更要求他人“别越界”。
 
然而,人的思想是无界的,科学研究也不应受“领地”的禁锢或壁垒,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假如学科必须严格细分,那些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师恐怕就很难有那么伟大的思想成就,很难为人类创造出那么丰富的精神产品,譬如西方的洛克、卢梭、孟德斯鸠、贝卡利亚和中国的钱钟书、陈寅恪、胡适、鲁迅等。这些大学问家的学科该如何界定?他们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应该归入哪个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
 
我对外国的学科划分缺乏研究,但是根据一些个人的感性认知,似乎他们的学科划分是比较粗泛比较宽松的。例如,在我认识的外国法学教授中,有人的教学科研范围就很广,既包括刑事实体法,也包括刑事程序法、还包括刑事证据法,甚至会同时包括宪法、刑诉法与合同法或侵权法。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犯罪侦查学和刑事证据法学,但外国学者在介绍我时往往会称为“刑法教授”。我只好解释说,我不是研究刑事实体法的,而且对刑事程序法的研究也不多。当然,中国也有学者主张刑事法学研究的一体化。
 
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之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并不会严格遵守学科的划分,于是,研究者在问题的引导下就会“跨界”闯入他人的领地。例如,刑事错案问题的研究就引导我从犯罪侦查学和刑事证据法学跨入了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实体法学的领地,而反腐败问题的研究更把我带入了法理学、宪法学乃至政治学的领域,因为民主与法治是反腐败的治本之道。
 
跨界科研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跨界人经常被视为“偷食者”,难免得到圈内人的“冷眼”。诚然,如果你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那是颇受欢迎的,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成果聚焦其他学科的重大问题,那就不受欢迎了。总之,跨界研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境界讨生活,偶有天时,也难成就。本人对此便深有体会。
 
从事法学研究多年,我给学术期刊投稿的成功率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跨界研究民主问题,投稿便屡屡受挫。一方面,我在这方面的学养不足,虽经“恶补”,行文时依然捉襟见肘,难免有肤浅偏颇之处。另一方面,审稿者多为该领域的专家,对“偷食者”心存排斥或“欺生”,就难免吹毛求疵甚至以瑕掩瑜。平心而论,如果其他学科的专家撰写了证据法学的长篇大论,我也会用挑剔的眼光去审读。
 
顺便说,学术期刊的“等级制”也会增加某些优秀论文的发表难度。窃以为,“C刊”(CSSCI)的圈定无可厚非,但是一些高校在此基础上又设定“核心期刊”,而且分为“ABC”三级,作为对教师科研考核的依据。诚然,这种“等级制”方便于科研管理和学科评估,但是也存在弊端,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公平竞争和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甚至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交易。作者和读者本应是学刊的“衣食父母”,但是对于那些稿源充足的“高等级”期刊来说,作者变成了“打工仔”,读者变成了“路人甲”。换言之,学者主要为核心期刊撰写论文,只要发表,即可获得晋升资格乃至奖金,至于论文有多少读者以及对法治和法学有多大贡献,已然不太重要了。当然,归根结底,这都是学科评估与排序的利益所驱动。
 
窃以为,学科划分可以有,但不应成为学者的“领地”;学术期刊自然有优劣,但不应采取行政方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更加自由的求索,学术大师的养成需要更加宽松的氛围。
 
(本文是第50辑《法学家茶座》的“卷首语”,原标题是“学者领地与学刊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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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何家弘

172篇文章 2年前更新

北京人,未及成年便到“北大荒”务农八年;“返城”后当过建筑工人;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便一路求学,直至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曾经在业余时间从事过侦查员、鉴定人、辩护律师、检察官、仲裁员、中央电视台嘉宾主持等工作;曾经到二十多个国家访问讲学;获得过若干奖项,如国家级“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和人民大学“公正杯”足球赛的“最佳射手奖”以及业余羽毛球比赛的金银铜牌;法学代表著作有《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和《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业余时间创作了五部犯罪悬疑小说“三罪二无”(《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已经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译本,并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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