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班族来说，周末是属于个人和家庭的，因而是特别的和宝贵的。我还属于上班族，因此也很珍惜周末时光，一般都与家人共享，或者在家休闲，或者外出游玩。今年的国庆节，周末加节假，我们就离开京城，来到官厅水库与天皇山之间的河北原乡。那几天，我们在享受悠闲的田园生活之余，坚持隔日参加一次奥伦达羽毛球聚落的活动,还利用天时地利在游客稀少之时段举家游览了世园会，又陪外孙子登上了古崖居——不是收门票而且游客很多的延庆古崖居，而是不收门票而且游人很少的怀来古崖居。

 

节假日必有亲友聚餐。那个周六，我们就驱车绕湖，拜访了住在官厅水库南岸的莫于川教授一家。同行者还有我的球友加牌友周珂教授。那天下午，我俩还一起参加了奥伦达桥牌聚落的活动。那段时间，我的手机基本上处于关机状态。周末和假日，我们就应该把工作抛到脑后。不过，此事有点难，因为有些工作就会安排在周末。

 

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应甘肃政法大学副校长魏克强教授的邀请来到兰州。周六上午，我参加了该校主办的第一届“法律与科技”国际学术会议。下午，我获得“逃会”的特许，独自沿黄河边从国泰安宁大酒店走到银滩湿地公园，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我需要用户外运动保持头脑清醒，因为那天晚上我还要做客该校的“丝路法学”大讲堂，主讲的题目是“国际视野下的反腐败问题研究”，主持人是该校法学院院长谢晖教授。

 

周日上午，我来到位于皋兰县的甘肃警察职业学院,为该院师生作了题为“刑事错案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学术讲座，主持人是该院副院长刘琳丽教授。这个周末，我确有“加班”的感觉。

 

国庆节后的第二个周末属于运动休闲模式。我到贝特羽毛球馆参加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迪卡侬“羽动未来”羽毛球巡回赛（北京站）。参赛者高手如林，我的搭档王振强就曾多次获得全国和北京的业余比赛金牌。他57岁，我66岁，二人相加为123岁，参加120组的男双比赛。这个组别共有8对儿选手，分为两个小组，先打循环赛，各有两对儿出线；然后再经交叉淘汰赛决出冠亚军。我发现，第二组4对儿选手的水平都很高，其主力分别是高天辉、郭素城、张申、王振强。这可都是大名鼎鼎的羽坛高手！另外几位搭档也都在圈内小有名气。相比之下，第一组4对儿选手的水平则较低。内行人说，第二组的4对儿选手应该是这个组别的前四名，而且都有夺冠的实力。我很诧异，为何抽签分组的结果这么巧？有人就说，这是老尹搞的猫腻！老尹是贝特的“馆长”，自己也参加120组的比赛。他能掌控抽签分组，就把自己放在第一组，把高手都放到第二组。一位经常参加比赛的老球友还说，到贝特馆参加比赛，能跟老尹分在一个组，那是个荣幸！看来，他们对这种事情已然是屡见不鲜了。

 

大概因为我担任中国足协的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和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委员，所以我对体育比赛中的道德问题比较敏感。诚然，这个猫腻只是人们的推断，但比赛结果也可以佐证这个推断。在小组赛中，我们第二组的4对儿选手互有胜负，最后是郭对儿和高对儿出线。然后，他们分别战胜了第一组的对手，最终分获冠亚军。顺便说，获得冠军的郭对儿在小组赛中曾以12:21败在我们的拍下。诚然，本人参赛的期望并不高，而且我们小组未能出线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在一场比赛中表现欠佳。然而，遭遇猫腻，心情总会有些不爽。不过，这也佐证了一条滥权贪腐的规律——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掌握权力的人就会搞猫腻，大权大猫腻，小权小猫腻。真没想到，这周末的休闲运动中也有相当沉重的社会问题。不过，这个周末也有温馨的时刻。上海政法学院的刘英明、检察理论研究所的季美君和检察官学院的郭欣阳分别来家看望我和妻子。他（她）们都是我的学生，已经毕业多年。听学生讲述他（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确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下周我还要远行丹麦，在哥本哈根度过11月的第一个周末。哥本哈根大学邀请我参加该校主办的“数字化与法律文化——西方与中方的视角”研讨会，并安排我做大会的第一位主题发言人，题目是“中国的反腐败与法律文化”。此外，我还要在该校做一个讲座，主题是“中国的刑事错案与司法改革”。虽然这都是我熟悉的题目，我知道自己该讲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参会者会问什么。当下中国的问题不少，其中有些是很难回答的！因此，这将是一次既耗费体力也耗费脑力的周末出走。不过，丹麦是个颇有诗意的远方。我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