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何老师是法学家中的“跨界达人”。他是“最会写小说的法学家”，是“在中央电视台当过主持人的法学家”，是“首批到最高检挂职的法学家”，是“第一个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法学家”，还是“第一个走进国际足联的中国法学家”。那么，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哪一种“跨界”最难？他的回答会出乎你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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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我的“玩商”（Leisure Quotient，LQ）偏高，还有些见异思迁，所以我就喜欢跨界。我本是一名法学教师，但是跨入文学界，业余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而且还名扬海外，被《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0期）称为“写小说的法学家”；我很早就以嘉宾的身份涉足电视节目，还在中央电视台的社会与法频道（12频道）担任过“周末论法”节目的“嘉宾主持”（2005-2006年）；我曾“半入”官场，成为首批到最高检挂职的法学家之一（2006-2008年）；我喜爱体育，踢足球、打羽毛球，拿过诸多奖牌，还一不留神地当选为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委员（2017年5月）；更有甚者，我的嗓音条件不佳，却异想天开地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2018年2月），在法学圈获得“跨界歌王”的雅号。

 

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也不够安分守己，数次“跨界”闯入他人的领地。一般来说，我的跨界都是主动行为，但是也有被动的，例如，我的学术研究就是被反腐败问题牵入了宪法学乃至政治学的领域。跨界是需要勇气的。坦率地说，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去研究诸如民主等重大问题所需的勇气并不亚于举办那场个人演唱会！根据个人经验，跨界做科研是最难成功的。在文学体育等领域，业内人都视跨界人为业余爱好者，不是竞争对手，评价标准较低，容易获得掌声。譬如说，本人62岁开始练声，65岁举办“个唱”，虽然水平很一般，但是赢得很多赞赏。在科研领域，虽然跨界人是业余水平，但评价标准还是专业的，而且跨界人经常被视为“偷食者”，难免得到圈内人的“白眼”。诚然，如果你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那是颇受欢迎的，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成果聚焦其他学科的重大问题，那就不受欢迎了。总之，跨界研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境界讨生活，偶有天时，也难成就。本人对此便深有体会。

 

从事法学研究多年，我给学术期刊投稿的成功率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跨界研究民主问题，投稿便屡屡受挫。一方面，我在这方面的学养不足，虽经“恶补”，行文时依然捉襟见肘，难免有肤浅偏颇之处。另一方面，审稿者多为该领域的专家，对“偷食者”心存排斥或“欺生”，就难免吹毛求疵甚至以瑕掩瑜。平心而论，如果其他学科的专家撰写了证据法学的长篇大论，我也会用挑剔的眼光去审读。

 

另外，民主问题带有一定的“敏感性”。于是，有的编辑婉言，当下风紧，大作不宜发表。有的编辑直言，这个主题的文章，我们现在不敢碰。作为跨界者，我对此类问题的感觉就有些愚钝。而且，本人属于“半痴”（自为陋室取名“痴醒斋”），且有些自以为是，便执着地阅读、思考、写作，遂成文多篇。

 

诚然，西方政治学家对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已有精深成果，如戈登·伍德和伯纳德·贝林等人的大作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个领域的著述也很多。但是，我有个人心得，尽管难称创见，却也有些新意，便以为值得发表。其实，我的跨界研究不在于“学”而在于“术”，不在于“立说”而在于“探路”。我没有为民主理论高屋建瓴的非分之想，只是关注如何在当下中国推行民主并实现反贪治本。虽然我在文章中也谈及外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特别是“美国式民主”，但并非全面深入的理论梳理或评介，而是实用主义的“洋为中用”。

 

毋庸置疑，“选举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模式，大概也是最能有效保障人民主权的民主模式。然而，当下中国尚无法推行“选举民主”，因为这可能危及执政的根基。“协商民主”也是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民主模式。然而，协商民主的前提是参与协商的人或群体拥有相对均等的权力或势力。在一权独大的情况下，协商往往是徒有虚名。窃以为，当下中国很难通过“选举民主”或“协商民主”的方式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或曰“民为官主”。国人必须探索更具现实性的民主改革进路，否则，中国的民主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倒退。而要进行真正的探索，首先就要构建“民主问题可以公开讨论”的社会氛围。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民主问题是不能公开讨论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2017年10月，我党十九大工作报告第六部分的主题就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份报告代表了党中央的决定，因此，我们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就要认真研究并积极探讨“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路径。

 

民主问题的研究不同于导弹火箭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后者在一定时段内必须保密。民主的要旨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问题就应该让人民公开讨论。时下，有些人视民主问题为“禁区”，其实这有悖于党中央决定的精神。或许，有些人很“识时务”，左边的风大，就坚持“宁左勿右”的原则；有些人身带隐忧，就采取“宁可不做事也别做错事”的态度。然而，中国要推行民主，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如果没有四十年前的解放思想，中国人就不可能取得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很难取得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子孙的成果。

 

解放思想，也是一种“跨界”！

 

赘语：在投稿中遭遇挫折也是塞翁失马。每次退稿后，我总会再思并三思，文思竟如泉涌。于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五。原本一篇论文，经过数次退稿后竟然变成五篇。其中，四篇已经发表：“如何构建‘中国式-民主’的坐标系”，发表于2018年第9期《理论视野》；“法治是民-主的基石”，发表于2018年第6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美国式民-主之我见”，发表于2019年第2期《理论视野》；“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发表于2019年第2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