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下午，我乘飞机从卡利来到波哥大，住在米拉风尚酒店。波哥大是颇具拉美特色的文化古城，被誉为“南美的雅典”。虽然它位于热带，但是海拔在2600米以上，所以四季如春。该市有八百多万人口，街道不宽，而且没有地铁，因此交通拥堵时有所见。据说，该市的北部是富人区，治安状况良好，南部则多有贫民区，治安状况较差。我住的酒店在北部，虽然不够豪华，但是环境很好，很清静，也很安全。

 

 

28日是星期天，埃斯特拉多大学社会人文学院的路易斯（Luis Cantillo）教授陪同我游览市区。他是画家，曾经在中国的中央美院和杭州美院学习，会讲英语和汉语。他很热情地陪同我游览了中心市区，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和黄金博物馆等名胜古迹，还在市中心的一家传统哥餐馆吃了午饭。

 

 

29日是辛劳的一天，我做了三场讲座，而且是两次穿越市区，亲身体验了波哥大的堵车。早上8点，我在路易斯的陪同下乘出租车来到建于市区南部山坡上的埃斯特拉多大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法学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哥伦比亚最好的法学院之一。法学院商法系的雅思米娜（Yesmina Morales）教授担任主持人，自治大学法学院的布兰卡（Blanca Henríquez）教授担任与谈人。我讲的主题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反腐败。由于这个讲座要在校园网上播放，而英语在哥伦比亚并不普及，所以我用英语讲，一位法学院的年轻教师翻译成西语。该校金融、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的Pío García和David Castrillón教授也在现场参与交流。

 

 

埃斯特拉多大学的讲座在10点钟结束，然后路易斯陪同我乘车来到塔德奥大学。我在这所大学做了两场讲座。上午的讲座主题是“法学与文学”，在市区北部的一个前总统官邸内，听众是该校的教师和社会人士，包括一些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下午的讲座在市区南部的“孔子学院”，主题是“中国的反腐败策略”，听众主要是大学生。这两场讲座都是由恩里克（Enrique Posada）教授主持并介绍的。他是著名的汉学家，曾担任哥伦比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和代理大使，现任塔德奥大学亚太观察中心主任和孔子学院院长。孔子学院的女院长助理担任从英语到西语的翻译。她在第一场讲座的翻译中出了一个小差错。我在介绍我的法学与文学生涯中讲述了我的爱情故事，最后还谈到今年二月为庆祝我与妻子结婚37周年而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然而，她把celebrate（庆祝）听成了seperate（分居、离婚），幸亏在场的路易斯及时更正，让那些满脸惊愕的听众爆发出笑声和赞叹声。她一再向我表示歉意。我说，这好像是一种“黑色幽默”哦！下午的讲座结束后，路易斯陪同我与哥中友好协会会长共进晚餐。

 

 

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其贩毒渠道已经从欧洲转向中国。据哥伦比亚《时代报》（ELTIEMPO）2018年10月21日的报道，哥伦比亚缉毒警察在过去一年中查获了大约17吨毒品。过去，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的主要合作者在西班牙，其销售渠道也主要在欧美，但近年已转向中国。在北京，1克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卖价高达500美元，大约是纽约市价格的16倍！据说，中国的一些黑帮已经与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结成伙伴，不仅贩毒，而且洗钱。虽然洗钱的“手续费”高达10%-14%，但是哥国贩毒集团依然乐于合作，因为他们不需要冒险跨境运送大量现金了。据说，哥国贩毒集团通过中国洗钱的金额已高达500亿美元。不少哥伦比亚人参与向中国贩运毒品，已被中国警方抓获的毒贩就超过百人。

 

（以上图片来自该报纸。）

 

自治大学法学院的布兰卡教授在上午的讲座中就专门向我介绍了那些毒贩的情况。她一直很关注那些被中国政府抓获的哥伦比亚贩毒者，并且通过民间组织向那些被判刑的人提供咨询和帮助。她说，这些贩毒者大多是穷人，对金钱的期望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而对金钱的期望属于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其中有些人还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替别人运送了毒品，譬如去中国时替朋友携带的物品中藏有毒品。她还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政府能否对这些哥伦比亚贩毒者实行特赦；第二，中国能否让毒品合法化。

 

面对摄像机，我对这两个相当天真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首先，中国政府在禁毒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曾经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禁毒的目标。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毒品开始进入中国，先是“货物过境”，后来形成了“消费市场”。中国有“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因此绝不可能让毒品合法化。其次，中国对贩卖毒品罪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包括适用死刑。不仅外国毒贩被判重刑，许多中国毒贩也被判重刑。虽然对金钱的欲望可以理解，但是人们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赚钱。中国不可能对哥伦比亚毒贩实行特赦。因此，我的建议是告诉那些贩毒者，不要把毒品带到中国去，因为你可能被判死刑！

 

 

30日凌晨3点半，我乘专车离开米拉风尚酒店，来到波哥大机场。办理了值机手续并通过边检和安检之后，我到贵宾候机室吃了早餐，然后去免税商店买了一顶帽子，主要目的是花掉剩余的哥伦比亚比索。就在我无所事事地闲逛时，机场广播通知中传来我的名字，我连忙来到登机口。工作人员收走了我的护照和登机牌，仔细查看一番。我原以为这是要让商务舱旅客提前登机，但是工作人员告诉我要再接受一次安检。

 

几分钟后，我和另外四位旅客提前通过登机闸口，跟着工作人员走到廊桥的尽头。那里用屏风隔开，里面有三个女警察，两个桌子和一些仪器。警察让前两位旅客站到桌子前面，脱去外衣和鞋，进行搜身检查。我明白了，这是在搜查毒品。我的行李没有问题，只是有两包别人送的咖啡……如果那里面藏有毒品，我该怎么办？但我相信送咖啡的人不会陷害我。

 

轮到我了。女警察让我脱掉外衣和鞋，她自细查看之后又让我穿上，并用试纸在我的两个手掌擦拭一下，放到地上的仪器中检测。然后，站在桌子后面的女警察很有礼貌地指着我的行李问：“这里都是你的东西吗？”我说：“是的，但是有朋友送的两包咖啡。”“我可以打开看看吗？”“当然可以。”她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行李箱，然后也用试纸擦拭后放到仪器中检测。试纸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后，警察便让我去登机，并祝我旅途愉快。

 

坐在机舱内，一个问题从心底浮起：警察为什么要抽查我？看着登机的人流，我找到了一个似乎合理的答案——我是这个航班上唯一的中国旅客。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另外一个问题取代了。那也是我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即在华盛顿机场的转机是否顺利。在洛杉矶机场进关出关一共用了四个多小时，而我这次在华盛顿转机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曾经去过杜勒斯机场。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机场很大，而且候机楼都是分立的，要乘坐摆渡车和小火车。如果赶不上下一个航班，我该怎么办？嗨，管他呢，车到山前必有路！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航行，飞机降落在华盛顿市的杜勒斯机场。在等待机舱门开启时，我问乘务员：我要转乘国际航班去北京，需要通过海关边检吗？乘务员回答说，他也不太熟悉华盛顿机场的情况，但是他认为我需要先通过边检。这时，旁边一位哥伦比亚女士说，要通过边检，因为她也要转乘中国国航的航班去北京。我问她，我们的时间够用吗？她说，那得看进关边检的旅客多不多。她补充说，她有一次就在这里因为边检人多而没有赶上下一个航班。我问她去北京干什么。她说，她是从事健康咨询的，到北京去开会。

 

机舱门终于打开了，我跟在那位女士的后面走出去，转下楼梯，通过一个门走进对接的摆渡车。按照她的建议，我们站在了有利于下车的位置，看着其他旅客上车。有些旅客步履匆匆，有些旅客不慌不忙。十几分钟之后，这个航班的旅客都已上车，但是那位司机还站在门外，没有开车的意思。我真想过去催催他！又过了几分钟，楼梯上又看到人影，那是机组人员。司机终于关上车门，降低车身，倒车，掉头，在机场绕了一大圈，把车头对接到另外一个候机楼的门口。下车后，我跟着那位女士快步走到边检大厅。我喜出望外，因为大厅里冷冷清清。那位女士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我们分别走到边检窗口。经过边检和海关之后，我找到国航的值机柜台，办理了登机手续，然后按照出发的程序通过边检和安检，来到候机大厅。此时，我的心情格外轻松。

 

经过14个小时的航行，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并不太冷。31日晚上8点半，我回到家中。我这一路走了多少个小时？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计算波哥大-华盛顿-北京的时差。算了吧，还是让那些年轻人去烧脑吧！

 

我告诉你们：回家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