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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晚上9点,我乘飞机离开北京,经过12个小时的航行,于当地时间24日下午6点抵达洛杉矶。我还有4个多小时的时间转乘去波哥大的航班。我原以为这么多时间很难打发,结果却险些误了航班。
 
下飞机后,我没有找到“国际转机”通道,便询问一位机场工作人员。他说没有单独的国际转机通道,让我跟随其他旅客一起去海关边检。我解释说,我已经在北京办理了下一个航班的登机手续,而且没有托运的行李,不用进入美国。我让他看了去波哥大的登机牌。他摇摇头说,你必须先通过边检。
 
我跟着人流来到边检大厅,又向一位女工作人员询问如何转乘国际航班,并说明我的情况。她也说要先通过边检。她仔细查看了我的美国签证之后说,你可以通过机器扫描办理海关手续。按照她指的方向,我看到两大排带显示器的机器,有很多人站在机器前操作。我问她怎么扫描,她就很热情地带着我向里走,找到一台空闲的机器,指导我操作,包括采录我的指纹和照片。我自己按照屏幕上的指示进行录入,并回答了一连串需要选择“NO”的问题。其间,屏幕曾两次显示“技术故障”而暂停,但最终打印出一张带有我的照片的“确认单”。
 
我很高兴地向女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然后随人流走向边检入口。我本以为这张“确认单”可以让我走一条快捷通道,结果还是要跟其他“外国访客”一样排队等候。看着那“九曲回廊”般的队伍,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的时间很充裕。不过,队伍行进的速度很慢,我的心情逐渐紧张起来。经过两次队伍的折返之后,我可以看到边检窗口的情况。虽然边检共有四十多个窗口,但是大概只开了十几个,而且那些边检人员都在慢条斯理地工作。我估算了一下,按照这个速度,我至少还要等一个小时。我真有些着急了!周围的人也在议论着。尽管有些语言是我听不懂的,但是我能猜出他们大多是在抱怨,而且都很无奈。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等待之后,我终于来到一个边检窗口,递上我的护照和那张确认单。那位边检不慌不忙地翻看我那本几乎盖满了各种印章的护照,终于找到了有效的美国签证。他问我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干什么。我说是转机,并递上我早已准备在手中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牌。他看了看又问,你去哥伦比亚干什么,你以前去过那里吗?我心想,这与你何干!不过,我还是耐心地回答说,我是FIFA的道德委员会委员,这次到哥伦比亚是参加FIFA的会议。我问他是否知道FIFA。他笑了笑说,知道,就是足球嘛。然后,他让我按指纹。我心想,刚刚在机器上采录了,怎么又要采录?不过,我没有提出质疑,一来在海关这种地方不能跟官员说理,二来我也没有那个时间。采录指纹并照相之后,我终于拿到了又加盖一个印章的护照。
 
我快步穿过行李提取大厅,来到海关。这里旅客不多,也没人找我的麻烦。进入美国之后,我赶紧找到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询问到哪里去转乘哥伦比亚的航班。那位年长的黑人态度很好,告诉我登机口应该就在这座候机楼上,但是我得先到旁边的3号候机楼去找哥伦比亚航空公司(Avianca)的值机柜台。
 
我走出国际候机楼,在夜色灯光下走到3号候机楼,转了一圈才找到阿凡卡公司的值机柜台。我的机票是商务舱,不用排大队,很快就办好值机手续,包括从波哥大再飞往卡利的航班。我快步走回国际候机楼,在出关边检处又排队等候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再通过脱鞋、解腰带、照透视的“美国式”安检。当我一路小跑地找到第83号登记口时,旅客们已经开始登机了!坐到机舱内,我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这4个小时的“折腾”比那12个小时的航行更让我感到疲惫。
 
飞机离开跑道,飞向夜空。我半躺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但是刚才的事情一直缠绕在心中。我开始回忆这些年出国转机的经历。在过去三十年,我出国数十次,大多是直飞目的地,包括飞到目的国之后再转乘国内航班。不过,我也有多次国际转机的经验,包括90年代在东京转机去美国、在哥本哈根转机去奥地利、在斯德哥尔摩转机去法国、在布加勒斯特转机去保加利亚,以及近几年在迪拜转机去巴西、在巴拿马转机去古巴、在新加坡转机去西澳大利亚等。这些城市的机场都有专门的“国际中转”通道,无须通过边检入关,非常便捷。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只有美国机场让国际中转旅客先入关再出关。2015年我从墨西哥回国时在美国的休斯顿转机,也是先入关再出关,只不过那次入关时旅客不多,因此我没有感觉特别麻烦。
 
这大概是美国的“特别规矩”。为此,美国还专门为国际中转旅客设计了“转机签证”。我没有申请过那种签证,但是听说过。这次准备办理哥伦比亚签证时,我就看到其免签条件之一是“剩余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美国签证,但转机签证除外”。看来,美国人是特意制造了这种麻烦,当然是给外国旅客的麻烦!虽然这也增加了美国边检人员的工作量,但他们主要是在“看热闹”,而且这还能为美国政府增加签证收入。或许,这些国际旅客还可以充当美国的“水军”,日复一日地增刷其入境“点击量”。我在洛杉矶机场排队等待入关时曾问一位机场工作人员,是否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她笑道,有时人比这还多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到洛杉矶!再想一想,美国人似乎确有这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习惯。美国政府不就是经常到别的国家去制造麻烦嘛!
 
飞机航行7个多小时之后降落在波哥大机场。下飞机后,我在去边检途中看到了“国际中转”通道的标志。入关后,我转乘国内航班,不到一个小时就飞到卡利市。在机场出口迎接我的是国际足联的工作人员和专车司机。我们到达位于市区中心的洲际酒店时已是当地时间25日中午12点。从我在北京离家算起,这次旅行的时间是整整32个小时!
 
卡利是个热带城市,因为海拔在一千米以上,所以气温并不炎热。卡利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有大面积的草场和甘蔗园,环境优美,气候湿润。然而,市区的街道不宽也不够平坦,建筑不高也不太光鲜,大概像20年前的三亚市。在三天的时间内,我参加了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的会议,还游览了市区、博物馆和郊外的牧场。虽然每天都会下雨,但是持续时间不长,基本上是阳光灿烂。因此,每天下午我都抽空到酒店的泳池游泳,坚持我的运动习惯。
哥伦比亚人是能歌善舞的,而卡利市的萨尔萨舞(salsa,又译为“莎莎舞”)更是名声远扬。周五的晚上,我们在东道主的安排下去观看了著名的大型歌舞表演“狂骚莎莎”(Delirio)。那场演出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包括观众共舞的时间。由于我们的座席最靠近舞台,所以我还应邀去登台跳舞。我不会“莎莎”,只能用“平四”和“蹦四”的舞步,却也赢得了一片赞赏。不过,那天晚上的一些经历也还真有些“历险”的味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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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何家弘

172篇文章 2年前更新

北京人,未及成年便到“北大荒”务农八年;“返城”后当过建筑工人;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便一路求学,直至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曾经在业余时间从事过侦查员、鉴定人、辩护律师、检察官、仲裁员、中央电视台嘉宾主持等工作;曾经到二十多个国家访问讲学;获得过若干奖项,如国家级“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和人民大学“公正杯”足球赛的“最佳射手奖”以及业余羽毛球比赛的金银铜牌;法学代表著作有《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和《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业余时间创作了五部犯罪悬疑小说“三罪二无”(《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已经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译本,并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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