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我读研时发表几篇核心-何家弘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现在，法学研究生经常抱怨发表论文难，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更是难上加难。一般的大学对硕士研究生并无发表论文的强制性要求，但是对博士研究生则有，而且多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例如，人民大学就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那核心期刊的名录是由学校确定的，标准略低于教师的核心期刊名录。每当听到学生的抱怨之声，我就会联想起自己当年读研时发表论文的情况。

我自幼喜好文学，上小学时就曾写过诗歌，发表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因此在懵懂中生出过“作家梦”。“文化革命”期间，我作为40万北京“知青”中的一员，来到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务农。在艰苦的农场劳作之余，我还创作诗歌，并且于1971年1月1日在《黑河日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兵团战士抒豪情”。那时没有稿费，报社就给我寄来一份样报和一个小笔记本。此事也让我在当地知青中小有名气。后来，那份样报丢失了，那些诗句也被遗忘了，但我一直珍藏着那个蓝色的笔记本。

图：何老师发表文章后获赠的笔记本

“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回到北京，到一家建筑公司做水暖工，业余时间继续文学创作。后来，我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的一名法科学生。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犯罪侦查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那一年，中国高校第一次招收犯罪侦查学的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共招收4名学生。人大的学生是我和刘刚，分别师从徐立根教授和周慧博教授。刘刚和我于1986年留校任教，但他主要从事律师实务。法大那两名学生是张志杰和李田夫。前者毕业后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后者“失联”，据说早已定居澳洲。

放弃了“文学梦”，我就把写作的精力用于法学论文。我在听教授讲课时注意发现值得钻研的问题，然后就集中阅读有关文献并写成论文，既作为课程论文交作业，又投稿给专业学刊，一举两得。例如，我在听了孙国华教授的法理学课程后就写了“在运动中把握法制的协调发展”一文，发表于1984年第10期《法学》；我在听了陈一云教授的刑诉法课程后就写了“证言，还是口供”一文，发表于1985年第1期《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我在听了高铭暄教授的刑法学课程后就写了“防卫过当的定罪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第4期《法学杂志》。

当然，我的主要经历还是放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在聆听徐立根教授和周慧博教授的犯罪侦查学课程期间，我撰写的“美国测谎业一瞥”发表于1984年第3期的《法学杂志》，“两种特殊条件下的痕迹模型制作方法”发表于1984年第4期《中国刑警学院学报》，“论现场勘查的概念”发表于1985年第6期《刑侦研究》。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主题确定为“犯罪侦查学中的同一认定理论”之后，我在徐立根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对古代墨刑的一点新认识”发表于1986年第2期《法学杂志》，“同一认定种类之我见”发表于1986年第1期《公安大学学报》，“同一认定理论与犯罪侦查学”发表于1986年第2期《公安大学学报》，“试述犯罪侦查学中同一认定的概念”发表于1986年第6期《法学研究》（与导师徐立根教授合著）。

图：何老师保存的《科研学术成果汇编》

按现在的说法，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一共完成了10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其中包括：1篇B刊、4篇C刊和5篇其他核心期刊（专业学刊），算是小有成就。当然，那些文章在发表之前也经历过退稿和改稿的过程，因此在文章发表之后也有喜悦与自豪。而且，那时发表论文是有稿费的。我在1985年女儿过生日时就用稿费请家人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了一顿西餐！

那个时代的研究生大多有论文发表，而且有些人发表论文的数量比我还多。我以为，那时的研究生发表论文比现在要容易一些。虽然现在学术期刊的数量很多，但是现在研究生的数量太多，而且现在能写论文的总人数也有极大的增长。能写的人多，竞争自然激烈。这大概也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一个成果。在我们年轻的时代，“半文盲”很多，许多“知识青年”连写封家信都有困难。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的教育高速发展，国人的文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近年来，在微博、微信的培育下，在网络写手的带动下，中国人的语文写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现如今，能文者多如牛毛，作家也不再是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说，研究生发表论文难，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难，既是竞争，也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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