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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欧洲大陆。透过舷窗，我看到了法国南部的原野，看到了耸立在云海之上的披着白雪的阿尔卑斯山，看到了蓝色的地中海，看到了以黄色为主调的丘陵。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大片黄色的云层，大概是被风带到天空的沙尘。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黄色的云海。当飞机从其边缘飞过时，一种对自然和历史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航行，飞机来到雅典上空，沿海岸线东行，在爱琴海上空掉头，迎着夕阳降落在跑道上。于是，我就从大约在冬季的伦敦来到了大约在夏季的雅典。
机场不太大，旅客也不太多。海关官员在我的护照上找到可多次入境的申根签证，一句话也没问就盖了章。从下飞机到进海关，一共就用了十几分钟。在出口处，我看到一个男子手中的牌子上是我的名字。我很高兴，他也很高兴。他是接我的司机。上车后，他问我，第一次到雅典？我回答说，第一次到希腊。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了近半个小时后进入市区，跟随车流穿过大街小巷，来到城市中心的布列塔尼大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之后，我把行李放到房间，便急不可耐地来到顶层餐厅，随便地点了一份饭菜和一瓶啤酒，走到露台边，在夕阳下眺望对面山顶上的卫城和神庙遗址。
夜幕降临，我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项任务呢。法学院周四举行开学典礼。外办的小陈老师让我对新生讲一段话，录下来，发给她。我在露台边找到一个清静的地方，面对神庙，讲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用手机录像加配音，有些紧张，手也不停颤抖。录完后，我就发给她了，不知是否能用。
周三上午，我自己来到雅典卫城遗址，参观了帕特农神庙，在那些雄伟的残垣断柱间追寻雅典娜女神的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源泉。此情此景，我数年前写的《我需要一个信仰》中的诗句却浮上了脑海——满怀期盼望西洋，却只见断壁残墙。
下午五点半，我们乘车来到希腊总统府。雅典民主论坛就在这里拉开序幕。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坐在演讲厅内，首先聆听了希腊总统的演说。他从亚里士多德谈起，讲述了西方民主的起源和支柱，特别强调了基督教信仰的作用。不过，他也谈到了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民主制度的影响。
接下来，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发表演讲。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最好模式，但也讲到西方民主模式在一些国家的失败，还谈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例如在十几年间修建了几千公里的高铁。他说，西方的民主也要与时俱进，要接受最新的科学成就，要提高效率，要促进平等，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后，论坛主办方的代表、《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博尼特登台与安南对话。他提了六个问题，两个与中国有关。其一是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其二是西方民主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演讲之后是冷餐酒会，总统也在，吸引了许多代表和记者。我站在相对清静的地方，享受红酒和美食。有几个外国学者过来与我交谈。大概因为我是会场上唯一的中国人，交谈者大都能猜出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有两位还自称曾到过人民大学。
酒会在七点半结束。代表们还要转场去参加主办方的欢迎招待会。我没去，一人走回酒店，路上还看到了警察严阵以待的示威游行。这也是西方民主的一种表现吧。
我需要准备明天的发言。我思考的问题不是讲什么，而是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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