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法治后民主

——遭遇签证过期（三）

何家弘

       次日依然早醒。我走出酒店，向东走到柏林电视塔，沿途看到了大教堂和洪堡大学。早饭后，我被接到位于柏林市中心巴黎广场旁的科尔伯基金会办事处。在会议室内，我看到了习近平主席演讲的照片。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在德国访问期间曾应科尔伯基金会的邀请在柏林下榻的酒店向二百多名听众发表了演讲，并对科尔伯基金会在促进中欧相互了解和理解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了谢意。扬卡介绍，因为习近平先生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时曾经参加过科尔伯基金会在中国举办的高端论坛，所以这次欣然答应了她们的演讲邀请。让她们甚感意外的是，习主席还答应在演讲后回答观众的即席提问。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那都是没有事先安排的现场提问。习主席的风度给她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扬卡问我是否需要她们陪我去游览，我说不用了。她拿走了我的护照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去找有关部门协调我的签证问题。

       离开科尔伯基金会，我穿过勃兰登堡门，走马观花地观赏了国会大厦、总理府、世界文化馆和“中央公园”，然后回到酒店。11时，我在酒店大堂接受了德国《21世纪中国》（21 China）杂志主编艾德里安·库莫尔（Adrian Kummer）先生的专访。库莫尔主编介绍，该杂志是德国唯一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德文杂志。因为关注中国的德国人越来越多，所以该杂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访谈的内容包括我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法学研究，以及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和冤错案件与司法改革等问题。访谈文章将于近期在该杂志发表。

       下午，我继续发扬自己“特别能走路”的传统。我从酒店向北，凭着一张看不懂文字的柏林市地图和几次问路，找到了柏林墙遗址和纪念馆。然后，我转向西南，绕了一大圈，再次经过国会大厦，回到酒店。

     晚上7时，我被接到离酒店不远的一家西餐厅，参加由科尔伯基金会国际项目主任诺拉·穆勒（Nora Muller）女士主持的演讲晚宴。十几位共餐人都是参加过该基金会论坛活动的嘉宾，包括德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还有法国和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官员。见面寒暄之后，众人入座，穆勒女士先对我进行简要介绍，然后便请我就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法制发展做主题发言。我通过个人的经历讲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其后的法制建设历程，从中国社会的“百废待兴”到“百乱待治”，从“人治”到“准法治”再到走向“法治”。我说，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趋势是民主与法治，而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应该是“先法治后民主”，而推进法治的主要任务是“自上而下”地养成尊重宪法和严守法律规则的行为习惯，推进民主的基本路径则是“自下而上”地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到表达权再到投票权，而我此时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吃饭！众人都笑了。诺拉连忙让我先吃饭，然后再让每一位与会者分别提问或发表评论。虽然有些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但是都表现出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我对所有问题都基于个人观点作了坦诚的回答。演讲晚宴的气氛轻松和谐，最后在一片掌声中结束。穆勒主任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声称这次邀请我来德国演讲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扬卡没有参加晚宴。我不知道她关于我的签证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正在我犹豫着穿上外套准备回酒店时，科尔伯基金会的诺萨科尔先生走过来，郑重地对我说，很抱歉，关于签证问题，与丹麦方面的协调很复杂，所以他们最后决定改变我的回国路线：从柏林经法兰克福至北京，时间比原来要提前几个小时。他说，飞机票已经给我买好了，外交部也已经照会法兰克福的边检警察并把我的有关信息传了过去。随后，他交给我新的行程单，还有一份德文的情况说明，万一我在边检遇到麻烦时交给对方。我感觉，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

       8日上午，我继续“暴走”，从酒店向南，穿过查理检查站，一直走到梅林广场才折返向西北，再经过勃兰登堡门回到酒店。中午，司机送我到机场。下午2点，飞机从柏林机场起飞，一个小时之后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后，我跟随转机路标来到通往国际航班的边检关口。警察接过我的护照后，翻看了几遍才找到申根签证页（因为我的护照上有许多签证，而且不都是按顺序排列的），很快就举起了印章。不过，他的手在空中停顿一下又放了回去。他仔细看着我的签证，然后又查看眼前的电脑。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终于又拿起印章，慢慢地盖在我的护照上。拿回护照，我很认真地说了声“谢谢你”！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空客380，而且是在上层舱位。飞机起飞后，我透过舷窗看着外面的蓝天，一个问题浮上脑海：假如此事发生在中国，那会怎么样？

何家弘在柏林国会大厦前

何家弘在柏林墙遗址旁

（本文发表于2014年5月21日和28日的《法制日报》第10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