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巡警

何家弘

    很久以前，我出生在北京。未及成年，我便到“北大荒”务农，“返城”后又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我留校任教，但内心仍觊觎博士学位，而且梦想那“洋式儿”的。

    1990年初，我应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去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作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虽然访问学者没有修课要求，但我决定旁听两门课——证据学和刑事诉讼程序，前者由乔恩·华尔兹教授主讲。

    华尔兹教授中等身材，微胖，头发和唇须几乎都变成了白色。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笔挺的西服，脖子上打着领结。他很高兴我来旁听他的课，并说他小时候曾随父母到过中国的上海，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没能重访中国。上课时间快到了，他把雪茄头冲外放在茶几边上，并不熄灭，然后和我一起走进教室。

    教室呈扇形、阶梯式，位于“扇把”处的黑板前有个大写字台和一把转椅，写字台前还有一个讲稿架——讲课者可以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也可以站在写字台的前面。然而，华尔兹教授把讲稿架向后移到写字台边，自己则坐到了写字台上！

    教室里有五六十个学生。我刚坐到后面的一个位子上，就听到了华尔兹教授的开场白——“我很愉快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在这个学期将和我们在一起，他的名字叫——”他转向我，“我想，我最好还是让你自己介绍吧！”

    虽然华尔兹教授的话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已站过几年讲台，而且抵美后多次重复的那套自我介绍的英语也倒背如流。面对几十个学生的目光，我尽量不慌不忙地说道——

    “谢谢你，华尔兹教授。我叫何家弘，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书。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来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情况。顺便说，我的姓是‘何’，H－E，但发音不像‘他’，而像‘她’！”听了我的话，学生们友好地笑了起来。这就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法学院上课的经历。

    美国的法学教授讲课多采用“苏格拉底式”（即问答式）和案例式教学法，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华尔兹教授讲课喜欢举例——既有真实的判例也有他自己编的案例，因此有些学生给他起了个“说书人”的雅号。他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所以肚子里的“故事”特别多。

    半年的时间很快过去，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书。不过，1992年的夏天，我终于获得去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SJD）的机会，而且师从华尔兹教授。开学报到之后，我首先拜见了华尔兹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向他汇报了我的研究计划，并表示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业。我认为自己准备得很充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但是他听完之后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我很欣赏有野心的年轻人，但是我更喜欢塌塌实实做事的年轻人。”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的心里颇有几分懊悔。我知道，在美国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一般至少要三年的时间。是不是我表现得有些狂妄？我要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我的计划并非狂妄。华尔兹教授把我的研究主题初定为“中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中国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因此研究重点是美国的制度。我想，研习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我不能只坐在法学院的教室和图书馆内，必须走出法学院。于是，我到当地的法院去旁听审判，跟随检察官一起出庭，还坐警车去巡逻——我大概是第一个坐美国警车巡逻的中国人。

1992年9月的一天下午，库克县警察局的迈克尔·布莱克伯恩警官开车来接我去“见习”巡警工作。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目光中带着几分幽默。上车后，他首先拿出一张印有文字的纸让我签名。我看了一遍上面的文字，才知道这是一份“声明书”。其大意是说：我是自愿坐上这辆警车的；如果发生意外事故，我个人负责。迈克尔解释道：“这是真正的巡逻，所以必须按规定办。”我看了看迈克尔脸上的笑容，签上了我的名字。

    开车到芝加哥西部的梅恩镇后，迈克尔说这段时间一般没事，便请我到附近的一家“热狗店”去吃“热狗”。店主是墨西哥移民。迈克尔付款时店主只收半价，并称这是该店对警察的优惠政策。迈克尔也没有坚持，看来他对此已经习惯了。坐在餐桌上，他告诉我有些餐馆对警察的优惠是百分之百，因为那些店主认为有警察在其餐馆就餐等于提高了该店的“安全度”。

饭后，我们刚回到警车上就听到了警察局通讯指挥中心在呼叫，说有一位妇女报案说其女儿失踪了。当我们驱车来到那位报案人的家时，那个小女孩已经回来了。她说自己放学后走丢了，是一个老太太开车把她送回来的。她母亲是个单身女子，眼睛都哭肿了。后来布莱克伯恩告诉我，当地最近发生了两起残害儿童的案件，所以居民们都很害怕。

    此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来到当地一家颇受青年人喜爱的“夜总会”。这家夜总会的陈设很像乡村酒店，周围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本色木桌椅；中间是一个犹如拳击比赛用的方形木台；木台周围是舞场。此时有两个白人青年在木台上边奏边唱——一人弹电吉它，一人弹电子琴。周围有一些青年男女在如醉如痴地跳着迪斯科舞。

    迈克尔带着我沿边上转了一圈，然后走到门内的阴影处。他对我说，他主要想看看有没有未成年人在这里喝酒。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未满21岁者不能饮酒。正在这时，他手中的步话机又叫了起来——指挥中心说有人报警，让我们立即赶赴现场。他对我说了声“走”，我们快步向警车走去。

我们一路鸣着警笛赶到现场。那是一栋二层单元式住宅楼。此时已有七八辆警车停在路旁。我们与其他警察聚到一起，得知有一位住在此楼上的老妇人给警察局打电话说听到一楼的一个房间内有女人惨叫的声音。迈克尔安派几名警察在窗外守候，然后带着五名警察进入楼内。他让我跟在他的身后。

我们来到出事那家人的门外，有警察按了门铃。过了好一会，门才打开。门口站着一个头发散乱、衣衫不整、脸上有泪痕和伤痕的白人姑娘。见到警察，她楞了一下，然后忙说她们家没事。她正要关门，只见从屋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青年。他一眼看见了我，便要挤过来。由于我是来人中唯一穿便服的人，而且是亚洲人，所以他大概把我当成了打电话报警的“告密人”！女青年急忙拦住他，并大声对我们说：“他今天喝了点酒。我们家没事，你们快走吧！”男青年一把推开姑娘，开门就向我冲来。迈克尔见状急忙和另外两名警察上前拦住那个男青年，将他推回屋内。那姑娘趁势关上屋门，但屋里又传出了喊叫声。

    迈克尔带着我们走出了那栋楼房。我刚才吓出一身冷汗，此时又有些内疚——因为我怕那男青年又会迁怒于那位姑娘。我问迈克尔：“这事就不管了么？”他似乎有些奇怪地看了我眼说；“这种事太多了，管不过来！”正在这时，步话机又响了，让我们立即赶赴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坐在警车上，我的心中很有些慨叹。说老实话。让我吃惊的并不是那个白人青年的举止，而是警察们对这种殴打妻子或女友现象的司空见惯的态度！

    晚上11点多钟，迈克尔开车送我回家。下车后，我与迈克尔道别，然后吐出一口长气，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回自己的房间。虽然已是午夜，但是我躺在床上久久未能入睡。我更真切地领会了英语中的一句话——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与美国的警察、检察官、律师、法官的直接交流中，我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认知似乎也就从空中回归于地面。

    经过与华尔兹教授的几番商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最终确定为“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是以刑事起诉为中心的发散式论述。1993年9月，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华尔兹教授在答辩之后的法学院教授委员会上对我评价极高，称我的著作是“他所见到的最好的法学博士论文”。从注册就学到论文通过，我用了一年另十天的时间。回国前，西北大学校刊的记者采访我。他说，你大概在美国创下了一个纪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法学博士的学业。据说，我也是“文革”后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自我感觉，挺幸运的！

(本文发表于2015年5月8日《检察日报》，原标题为“游学美国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