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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庆安枪击案到美国警察枪案

何家弘

    今天(2015年5月24日),我看到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都确认,在5月2日发生于黑龙江绥化市庆安火车站的铁路警察开枪致人死亡事件中,该警察的开枪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带使用枪支规范》,依规合法。这似乎给喧嚣一时的“庆安枪击案”划上了句号,但是该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根据看到的现场视频资料,我认为该案的事实是基本清楚的。反思该事件,我有三点看法。第一,合法不合情。在接到报警后,该警察到现场处置、取警械、开枪等行为都是合法的,但是造成徐某某死亡的后果确实让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第二,有理缺能力。该警察在事件过程中采取的措施都是有理的,但是也表现出能力的不足,包括紧急情况下的研判能力、擒拿能力和用枪能力。例如,面对徐某某这样一个人,使用防暴棍本非上策,结果还被徐抢走,陷入不得不用枪的处境。我相信该警察绝无杀徐之心,但是其显然缺乏危急状态下的射击训练。第三,调查欠透明。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公布现场视频资料,导致网络上传言四起,混淆视听。我以为,有些领导还保留着陈旧的突发事件处理习惯,遮掩捂盖,内部调查,待查清之后再决定是否向社会公开或者公开哪些内容。在信息渠道单一而且政府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尚可,但是在当下中国,这只会适得其反,甚至会欲盖弥彰。

    说到警察开枪打人事件,美国堪称世界之最,而我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到美国芝加哥留学时便有亲身体会。因为我要研究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所以我多次拜访当地的警察局和检察署,并到法院旁听审判。芝加哥的犯罪问题举世闻名,我的研习也就有了一些特殊的收获。

    1990年5月23日,经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介绍,我来到芝加哥市警察局总部,在门口见到等待我的刑侦处副处长内利根先生。他向我介绍了芝加哥市警察局的组织概况之后,带我去会见了刑侦处处长汤森德先生,他也是芝加哥市警察局的首席侦探。

    汤森德先生50多岁,很健谈。寒暄之后,他便对我侃侃而谈——“社会上泛滥成灾的枪支和毒品是我们警方面临的两大难题,而前者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我们的枪支管理太松!只要有钱,小孩都能买到枪。上星期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一位太太用儿童货车推着年仅6个月的女儿在街上走,忽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小孩的头部,送医院也没救活。后来查明那子弹是两个16岁男孩打的,他们说在试枪,就好像在试一种新玩具!”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我点点头说,“从报纸上看,好像芝加哥很不安全,可是我来了四个多月,并没有感到危险啊!”

    “你住的那个地方比较安全,”内利根先生插言道,“你到芝加哥西部和南部的黑人住宅区去试试!”

    “你最好还是别去!”汤森德先生又接过了话头,“特别是在周末的晚上!那些地方每个周末都得打死几个!”

    “被害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问。

“多数是晚上不老老实实在家看电视、上街胡闹的年轻人。当然也有很无辜的人,就像我刚说的那个婴儿。有时是为了抢东西。你知道,今年流行高档运动服,至今已发生多起在大街上公开持枪抢劫名牌运动服的事。有一个黑人青年因拒绝脱下其身上的运动服,竟被抢劫者当场开枪打死。另外,我们警察也有遇到不幸的。上个礼拜天,我们局的两名警察就在调解一起家庭纠纷的过程中被当事人开枪打死了!我听说中国的枪支管理很严,看来还是在你们中国当警察更安全些!”

    “在中国,警察执行任务一般都不带枪。”我说。

    “警察执行任务不带枪?那真是不可思议!”内利根先生在一旁说道,“我们警察上班下班都得带枪,睡觉还得把枪放在枕头底下:”

    “不过,如果我知道市民手中没有枪,那我也宁愿不带枪!”汤森德先生说着,递给我一本他们刚刚编印出来的《芝加哥市警察局1989年杀人案件分析报告》。“我想,我们美国警察今天面临的难题也许会成为你们中国警察明天的难题。”

    回家之后,我仔细阅读了那本《芝加哥市警察局1989年杀人案件分析报告》。其中的一些数据如下:1989年,芝加哥市的杀人案件为742起,比前一年增加了82起;1988年的杀人案破案率为72.58%,1989年的杀人案破案率为 72.78%;1989年的虐杀儿童案为29起,比1988年增加了15起,而且是20年来最高的一年。在1989年的742起杀人案中,421起的受害人和罪犯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关系;580起可以确定引发因素,而最主要的起因是争吵(364起),其中家庭争吵为83起,街头团伙争吵为72起;使用枪支的433起,而其中使用手枪的411起;使用枪支杀人的未满21岁的青年为219人,比1988年增加了88人。一周之后,我对此有了亲身的体验。

    1990年6月1日上午,库克县警察局社会关系室主任迈克尔·布莱克伯恩警官如约开车来接我去“见习”巡警工作。略事寒暄之后,我上了警车,坐在他旁边。我们的车向西驶出埃文斯顿市之后向南驶向芝加哥西郊。迈克尔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介绍他们警察局的情况。没过多久我们便驶上一条高速公路。突然,迈克尔手指前方叫道:“你看!”我向前望去,只见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行进的三道车流中不时地左右超车。迈克尔说:“这家伙疯啦!咱们抓住他!”说着,他打开警报器,一踩油门追了上去。但是前面那辆车又加快了速度。我们不停地超车,很多车听到警车声后都主动给我们让路。这情景使我想起了《神探亨特》,只不过我身边这位迈克尔警官是为男士。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模胸前的安全带,并用右手抓住车门上的扶手。但是追了一阵之后,我们与那辆车之间的距离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迈克尔嘟囔了一句——“这家伙的车真不错!”就在我们近乎绝望时,只见那辆车远远地开下了高速公路的一个出口。迈克尔见状高兴地叫道:“这回看他往哪跑!”我们也拐上了那个出口。追过几条大街,终于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下截住了那辆车。

    那是一辆德国产的“宝马牌”跑车,开车的是一个黑人青年,旁边坐着一个黑人姑娘。迈克尔把车堵在那辆车前面,嘱咐我不要下车。我看见他下车前随手打开了后腰上手枪的皮扣。我的心里一阵紧张。

    我坐在车里,通过反光镜看到迈克尔把那个男的叫下车,问了一些问题并查看了汽车,然后拿着那个人的驾驶证回到警车内。他用步话机与警察局总部的通讯指挥中心联系,要求查清此人是否正在被通缉和有无前科。在等候回答的时候,迈克尔对我说:“这家伙肯定是个毒品贩!你看他那身打扮——牛仔裤、黑夹克、金戒指、金手镯、两条那么粗的金项链、腰带上挂着三个BP机、开着一辆价值10万美元的跑车,而且没有固定职业!”

    正说着,警察局总部通知了查档的结果——此人不是通缉犯,也没有犯罪前科。迈克尔对我说,“我可以以他在公路上危险超速驾车为名向治安法官提出指控,要求逮捕他。但那样的话我们就得花上三四个小时来填写各种表格。不知你是愿意去看我填表,还是愿意继续巡逻?”我当然愿意继续巡逻。迈克尔说了一句“算这小子今天走运”,然后让我跟他一块下了警车。迈克尔把那家伙教育了一顿,给他开了一张75美元的罚款通知单,然后把驾驶证还给了他。那个家伙不住地点头认错。这些毒品贩子对警察的态度就是这样——要么点头哈腰,要么真刀真枪。

    我问自己,假如刚才发生了一场枪战,我是幸运呢,还是不幸?

    本文讲述的美国故事初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毒树之果——美国刑事司法随笔》,后来又收入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何家弘作品集·法学文萃系列”之一《从观察到思考——外国要案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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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未及成年便到“北大荒”务农八年;“返城”后当过建筑工人;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便一路求学,直至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曾经在业余时间从事过侦查员、鉴定人、辩护律师、检察官、仲裁员、中央电视台嘉宾主持等工作;曾经到二十多个国家访问讲学;获得过若干奖项,如国家级“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和人民大学“公正杯”足球赛的“最佳射手奖”以及业余羽毛球比赛的金银铜牌;法学代表著作有《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和《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业余时间创作了五部犯罪悬疑小说“三罪二无”(《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已经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译本,并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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