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校长的选任或可试用差额选举

何家弘

    2015年10月21日，人民网就披露消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即将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0月30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发布消息，陈雨露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按理说，高级领导干部的选任早有谋划，所以新任也应即时到位。但是十几天过去了，人大校长的职位依然空缺。当然，这个时间并不算长。2014年11月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宣布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而局长将由一位副部级干部担任。然而，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反贪总局的内设机构已经整合，但是新的总局局长仍未到任。于是，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不胫而走。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干部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干部选任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民主选举；其二是上级任命。虽然各级干部的选任都有一定的规则和标准，而且要经过“民主投票”或“民主测评”等程序，但是在现实中，干部的选任一般都是由少数人在幕后决定的，“民主”则徒有虚名。例如，按照规定，一个城市的市长要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让代表投票表决的候选人只有一个，尽管代表们可以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甚至也可以投其他人的票，但是没有实质意义，所以这投票就只是“走个程序”，而一些地方出现的“先上任后选举”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又如，一些单位或部门在干部的选任过程中采用“民主测评”，但是测评的结果只有少数人知道，而且只是作为领导决定的参考，或曰“先民主后集中”，于是民主测评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

这种少数人幕后决定的官员选任制度还为吏政腐败提供了条件。最近，笔者和博士生徐月笛对中共十八大至2015年3月落马的100名高官的贪腐案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吏政腐败与官员选任制度有密切关系。由于决策者权力集中，在干部选任上享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决定过程封闭，缺乏民主监督，所以选拔干部的规则标准就成为了摆设。有些“一把手”自视为党的化身，置民主集中制于不顾，视组织程序为无物，在干部选任问题上大搞“一言堂”。于是，对干部的考核变成了对干部“关系”的考核。有关系就有能力，有用处就用职位。君不见，“苍蝇”背后有“老虎”，“小虎”背后有“大虎”。骏马奔腾要有伯乐慧眼，官运亨通必需上级器重。于是乎，任人唯亲已为常态，买官卖官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具备基本条件的人数超过选任人数的情况下，有权决定者往往会优先选拔自己的亲信或于己有用之人，包括亲友、下属、秘书乃至司机。

常言道，人入仕途盼升迁。官员选任制度自然就成为干部行为的指路牌或风向标。在当下中国，选择仕途的人要在官场上立稳脚跟且不断升迁，仅靠自身的工作能力是不够的，因此，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进行交际应酬，就成了政府官员的“必修课”。一些干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一门心思攀关系，“密切联系群众”就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与此相应，有些高官为扩张势力，延展权势，也会建立帮派或“小圈子”。下位的官员需要“靠山”，上位的官员需要“心腹”，这种相互契合的官场需求便催生出团团伙伙，致使拉帮结派渐成邪风。当“帮派主义”在官场大行其道时，领导干部的重心就早已从“为人民服务”中脱离，而是投身于寻找“乡缘”、“学缘”、“业缘”，或是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这种“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帮派主义”严重危害了我国的政治生态，因为“帮派主义”还可能形成“绑架文化”，让一些本想独善其身的官员身不由己地同流合污。有人总结道，“会来事儿”和“溜须拍马”的人在官场上畅通无阻，真正有能力、正直的官员无法晋升，或者被迫“屈服入伙”， 或者被迫寻求非正常渠道。正所谓，“进不了圈子就进不了班子”，“琢磨事不如琢磨人”，这种歪风邪气在官场蔓延，就会顶替正常秩序而成为“潜规则”，使得官场风气愈发浑浊。于是，腐败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造成一片片重灾区——“窝贪”和“串贪”。面对这种状况，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时说：“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

诚然，我国也有秉公选官、任人唯贤的领导，但是人们不能期望选任干部的领导都是道德高尚或者高瞻远瞩的人，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完善或创新来防范吏政腐败。如果没有正当合理科学有效的官员选任制度，拉帮结派的官场风气就很难逆转，买官卖官的官场怪圈也很难割断。而要有效遏制吏政腐败，就必须提升官员选任过程的透明度，就必须加强官员选任方法的民主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中逐步推行差额选举；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经任命产生的官员中逐步推行公开公正的民主评选，而且可以借用“差额选举”的方式。我以为，这种改革的尝试可以从大学校长的选任开始，因为大学的人文环境不同于乡村，校长的职务也与村长有很大差异。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上级任命的。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大约一半正局级高校校长都是由教育部直接任命的，而副部级高校则由教育部提出校长任命意见，再由中组部任命。在这种体制框架下，我们可以尝试“提名-选举-任命”的模式。我的具体建议是：人民大学的校长可以由主管部门提出两名或三名候选人，然后由人民大学的全体教工和学生投票选举，选举的结果再经主管部门正式任命。这并没有改变“上级任命”的性质，因为上级领导掌握提名权和最终任命权。当然，候选人都是上级领导提出的，所以无论“差额选举”的结果是谁，上级领导都应该能够接受。

    我以为，这样的改革不仅可以加快中国人民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而且可以为探索中国的民主改革道路提供经验。我希望，中国可以逐步在县长、市长、省长的选任中推行差额选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经差额选举产生的时候，“中国式民主”也就基本形成了。

    这是我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