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加了两次非同寻常的人大校友盛会。我说“非同寻常”，那是因为它们不像一般的校友聚会那样以“动嘴”为主，而是以“动手动脚”为主，且有身体的亲密接触。我称之为“盛会”，那是因为它们在绝大多数校友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汇聚了很高的人气，而且那场面很大，很热闹。我参加了这两次盛会，因为我与那些参加者有着共同的人生情趣与追求，而且都在人生道路的某些节点上与人民大学“结缘”。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小时候，我就听说中国有一所人民的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朦胧之中也曾梦想自己会成为这所大学的学生。1966年，我第一次走进这所大学。那是在“文化革命”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无所事事，就天天在外面玩耍。有时，我们还坐公共汽车去“兜风”。只要我们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上车就不用买票，但是要在车上为乘客朗读毛主席语录，还要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我家住在北京市东北角的和平街。在和平街北口有两个公交车站，一个是13路，向南通向城区；一个是302路，向西通向海淀。前者乘客较多，售票员往往不欢迎我们这些“蹭车”的孩子。后者乘客不多，我们就很少被拒。有一次，我就和一个小伙伴“蹭车”到了人民大学。我们溜进校园，感觉那里很大，不乱，挺神圣的。我们走进大食堂，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帖在墙上的大字报，没看懂，只记得有个红卫兵组织叫“人大三红”。

据说，这所共产党创办的大学受到“文革”的冲击最为严重。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就正式通知人民大学停办。“文革”结束后，党中央领导决定让人民大学“复校”。1978年，人大回复招生。1979年，按照北京市委关于扩大招生的部署，人大分别在崇文区和西城区创办了两个分校。同年，我考取大学，成为人大一分校法学专业的学生。1983年，我又考入人大本校的法律系，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留校任教至今。1989年底，我举家迁至“铁一号”，即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院的人大宿舍。那里曾经是民国时期的段祺瑞执政府，也是人民大学成立后的早期校址之一。

 

我在人大一分校读书时没有学生宿舍，属于“走读生”。到人大本校读研时有了宿舍，住在东风二楼，可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那时，我是“足篮排三项全能”，首项是足球。1984年和1985年，我作为法律系足球队员参加了全校的足球联赛，并且取得了“一亚一冠”的好成绩。留校任教后，我担任过法律系教工足球队的队长。1992年，法律系举办首届“公正杯”足球赛，本科生是一个年级组成一个队，研究生组成一个队，教工组成一个队。我在五场比赛中攻进八球，荣获了“最佳运动员”（金靴奖）的称号。那个奖牌虽然简陋，但一直摆放在我的书房中，因为它记载了我的足球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那时候，法律系教工队偶尔与外人“约赛”，包括海淀检察院等单位。我还曾作为人大教工队员参加过海淀区工会组织的足球联赛。2003年初，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做客座教授期间，应邀参加了城大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友谊赛。那是我踢的最后一场足球比赛！我已年届半百，与年轻人同场竞技，颇感力不从心。在妻子的劝说下，我终于决定“挂靴”，改练羽毛球。回京后遭遇“非典”，学校关闭，我就与妻子和女儿天天在小区空地打羽毛球。“非典”过去后，我还参加了人民大学举办的“首届白羽惜别羽毛球赛”。从此热衷于业余羽毛球运动，组建了人大法学羽毛球俱乐部，不仅自己坚持打球，还带动别人参与，并且创办了“法学教授羽毛球邀请赛”！

虽然我已“移情”羽毛球，但是还很关心足球，包括中国国家队的比赛，尽管在看球之后往往是心情不爽。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接到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的电话。他说，中国足协要成立一个“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他们希望我去当主任。我欣然应允。2015年12月，我以“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到昆明出席了第十届足协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2016年5月，道德委正式成立，中国足协的蔡振华主席向9位委员颁发了聘任书。2017年初，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行机构改革，四个独立委员会（纪律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申诉委员会、审计合规委员会）要换届选举，让各国足协推荐候选人。中国足协的领导认为我有竞争力，就推荐我去参选。原本以为希望很小，结果在5月召开的第67届国际足联大会上，我当选为道德委员会委员，成为进入国际足联独立委员会的第一个中国人。有了这么一个特别的头衔，我就无法推辞地参加了法学院毕业生与教师的“足球友谊赛”。我在“挂靴”14年后重返绿茵场，而且是64岁的高龄。我不仅踢满全场，还攻入一球，堪称“完美复出”。不过，我的大腿肌肉疼了整整一个礼拜！于是，我按照妻子的指示，把那双老旧的足球鞋又收藏在鞋柜的底部。

2017年7月何家弘在苏黎世的国际足联总部与因凡蒂诺主席合影

 

2018年6月何家弘出席俄罗斯足球世界杯开幕式

 

2018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老校友的电话。他是人大法律系81级的学生，名叫杜彦晨，当年法律系足球队的主力，现在新西兰工作。他告诉我，人大有一支老校友足球队，号称“人大元老队”，经常在一起踢球，去年还在“首都四校”（北清人师）老校友足球邀请赛中获得亚军。今年，他们要在人大“复校”40年之际举办校友足球友谊赛，希望我能参加。当年的球友都已年过半百，而且多年未见，我便爽快地答应了。

 

9月1日下午2点，人大元老队、人大95队（95年成立）、人大玖玖队（99年成立？）、人大女足队的近百名校友集聚在人民大学的世纪馆足球场，参加“人大绿茵40年”足球友谊赛。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刘建宏校友主持开幕式并宣布北京校友足球协会成立，然后是集体合影。开幕式是简短的，因为大家的脚都已经发痒了。组织者把上述各队的校友混合编成四支球队，即实事求是队（红队）、水滴石队（黄队）、世纪馆队（蓝队）、东区食堂队（白队）。四队循环比赛，30分钟一节，最后按总分确定名次。我被编入蓝队。作为年龄最大的参赛队员，我被安排了一个比较清闲的角色——左前锋，而且是首发出场。站在绿草地上，我感觉这球场很大，需要跑动的距离很长。我坚持踢了大约20分钟，并且为本队的一个失球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我们蓝队最终还是获得了冠军。晚上，大家在汇贤居聚餐，畅谈加畅饮，欢声加笑语，那场景令人难以忘怀。在这次活动中，我见到一些法律系的老校友，如81级的杜彦晨和江华、91级的朱国峰和李阳。我非常开心，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学生时光。

8月25日，人民大学还在世纪馆举办了“第五届校友杯羽毛球邀请赛”，大约有五百人参加。2000级以前的校友按年级组队；2001年以后的校友组成四支“混编队”。各队自己取名，各有特色。有的以属相入名，如“潜龙队”、“翼虎队”、“三牛队”、“飞虎队”、“天马队”等；但多数和“羽”结缘，如“羽神队”、“羽星队”、“羽爱队”、“羽谊队”、“羽快队”、“羽乐队”、“羽缘队”、“羽生俱来队”、“羽你同行队”等。我们50岁以上的教工还单独组成一支代表队，取名“青松队”。这26支球队混编成四个组，进行小组循环赛，然后各年龄段的球队根据小组赛的成绩再进行决赛，分别决出各年龄组的冠亚军。体育馆内的气氛是热烈而欢快的，校友们既切磋球技，又交流感情。老朋友认识了新朋友，新朋友变成了老朋友。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参加的教工队大战八个回合，最终获得50+组的冠军！看来，我还是应该以羽毛球为主要的副业。

 

（本文中的照片除自拍外，均来自互联网。）